从建构主义立法走向程序理性立法：立法方法论范式转移的法理学分析

From Constructivist Legislation to Procedural Rational Legislation: A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of the Paradigm Shift in Legislative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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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院系：

行政法学院

作者：

于洋金

导师：

梁西圣

导师单位：

行政法学院

学位：

硕士

语种：

中文

关键词：

立法方法论;范式转移;建构主义立法;程序理性立法

摘要：

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立法质量的提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立法方法论的科学适应”更是立法保证质量的前提条件。本文以托马斯·库恩“范式转移”的理论作为主要的研究出发点，在法学基本理论层面，围绕立法方法论的转变这一命题，进行了建构理性立法向程序理性立法转换的必要性探讨、理论构建和实施策略研究。理性建构立法范式是以笛卡尔唯理主义、法律实证主义作为基础理论依据，其主要特点是过度相信立法者的理性力量，把立法者认为完备理性、无所不能的“社会工程师”，从高向下布置好整个规则网络的框架结构。这种立法方式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早期法治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很大的作用。由于具有显著的可操作性，该模式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弥补了制度方面的很多缺失，对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起到了根本性的保障作用。但是，随着当下的经济社会环境逐渐发生变化，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公民对自身权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再辅以互联网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等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使得理性建构立法范式所存在的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从理论上来说，它过分注重理性构建而忽略社会自发秩序的存在，把立法过程当作实现具体目的的手段，进而把程序与合法性二者之间的联系肢解开来。从实践中看，由于立法主体自身的有限理性，在这一模式下创设出来的法条很难准确地对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状况，因此经常出现执行力差、法规落伍或者脱离社会等现象，理性建构立法范式也因而陷入了系统性的危险之中。为了克服上述理论及实践难题，本文基于进化理性主义和程序正义理论，认为立法方法论需要由理性建构主义转变为程序与理性并重的二元范式。程序理性立法范式克服了立法者的神化全理性，树立起有限理性的观念，把立法者视为“秩序发现者”而不是“秩序创造者”。与此同时，它还认为立法者合法性来源于程序本身的正义性和正当性，这种转变是真正的对立法方法论的变革。它不是简单地用一种新的理论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在三个方面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在理性方面，由绝对理性转化为有限理性；在价值生产机制方面，由一元化的自上而下设计变为多元化的协商共识；在权力结构方面，由单向度的立法权独占变成了多方治理。针对程序理性立法范式的落实执行问题，本文搭建出硬约束与软调适的两层运作机制。“硬约束”，即程序正义的维护，主要是从健全公众参与渠道、明确专家论证程序、建立健全立法救济及评估反馈制度这三个方面着手来保证立法过程透明公开、民主公正、严谨科学，从制度上为程序理性提供坚实保证。而“软调适”的部分旨在使立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变化，即运用容错立法办法、广泛吸收社会习俗、行业协会规则以及适时对规则进行调整等方式，使立法能快速适应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问题。同时本文也强调，程序理性立法不是完全否认通过理性对法律实行建构，相反它主张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在继承一定有限建构理性优点的同时，用程序理性来弥补它的不足点，达到立法恒定性与灵活性的有效结合。综上所述，立法方法论由理性建构向程序理性范式的转化并不是一个一呼百应的突变式改变，而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种逐步的发展方式。只有在程序理性的基础上，保持有限建构理性的一些精髓，使之相互兼并，才能制订出更加合法、合理以及可行的法律条款，进而准确地满足对法治化进程的迫切要求，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给予有效的制度支持。

参考文献：

1.朱振：《立法的法理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2.黄涛：《自由、权利与共同体》，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3.徐复观：《徐复观文路选粹》，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4.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5.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6.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7月）》，北京：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9.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10.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彭真论新中国法制建设》，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2年版。11.[英]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12.[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徐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13.[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2年版。14.[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15.[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张卜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16.[美] 约翰·亨利·梅利曼/[美] 罗格里奥·佩雷斯·佩尔多莫：《大陆法系》，顾培东/吴荻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17.[法]勒内·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18.[法]勒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吴崇庆译，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版。19.[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20.[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流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年版。21.[德]尼克拉斯·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2.[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2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2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25.[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版。26.[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必祺译，台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27.[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28.[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二）论文类29.冯玉军：“立法参与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评估”，《河北法学》，2018年第3期。30.冯玉军：“高质量立法为良法善治奠基——兼论《立法法》再次修改的理由和要点”，《法学杂志》，2022年第6期。31.封丽霞：“立法改革的方法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法治》，2025年第3期。32.付子堂，王勇：“1978-2018：走向实践的中国法理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33.舒国滢：“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概念辨析与逻辑刻画”，《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34.朱振：“作为方法的法律传统——以“亲亲相隐”的历史命运为例”，《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35.李岚清：“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创办合资经营企业的艰难探索”，《党的文献》，2008年第6期。36.尹仑：“民族生态习惯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理论、价值和途径”，《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年第5期。37.梁西圣：“立法‘真理’与‘方法’之辩”，《政法论丛》，2021年第5期。38.许皖秀，左晓栋：“全球竞争格局下的中国特色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方案研究”，《中国工程科学，2025年第1期。39.季卫东：“风险社会亟须行政程序立法”，《中国改革》，2016年第5期。40.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41.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42.吕康宁：“法律规则的立法逻辑：解析、证成与相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1期。43.龙卫球：“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民法——纪念《民法通则》施行20周年”，《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1期。44.拜荣静，罗桂霞：《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程序法理探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45.陈锐：“法律方法上的西方经验与本土资源——兼论中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46.黄涛：“主体性时代的权利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权利理论的逻辑演进”，《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1期。47.刘怡达：“回应式立法与建构式立法——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立法模式变迁”，《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4年第1期。48.赵佳佳，陈玲：“笛卡尔关于科学研究统一性的数学构想”，《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7期。49.曾令华，尹馨宇：“范式”的意义——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文本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50.庞正，金林南：“当代中国法学研究“范式”之思考”，《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51.田兆军，马抗美：“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从先秦诸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统治者’说起”，《学海》，2009年第2期。52.田太荣、马治国：“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吗？——奥斯丁法哲学理论批判”，《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53.余成峰：“卢曼社会系统论视野下的法律功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54.何坤：“边沁立法理性化思想及其立法方法意义”，《法律方法》，2024年第4期。55.丁利、朱宇昕：“法律体系的‘恒常’与‘变迁’”——制度分析理论与哈特的法实证主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56.泮伟江：“探寻法律的界限——论卢曼晚期系统论法学思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57.张学仁：“古代罗马共和国宪制探源——世界第一次立宪主义的实验”，《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58.陈立军，陈立民：“社会规则发生学探索——以哈耶克演进论理性主义为视角”，《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59.张德淼，康兰平：“法治评估的实践困局及其破解——以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法治思想为理论参照”，《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60.丁建峰：“罗尔斯与哈耶克的程序正义观——一个基于社会演化理论的比较与综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61.姚大志：“何谓正义：罗尔斯与哈贝马斯”，《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62.周旺生：“《中国立法五十年》（上）——1949—1999年中国立法检视”，《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5期。63.董正爱：“生态秩序“二元构造”的法治化模式研究——对哈耶克社会秩序观的反思”，《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64.蓝跃炳：“浅析法律移植及法的本土化——兼论法律国际化及法制现代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65.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66.王晨光：“法律的可诉性：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特征之一”，《法学》，1998年第8期。67.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68.巩固：“公法视野下的《民法典》生态损害赔偿条款解析”，《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6期。69.姬蕾蕾：“从数据治理到数据界权：数据权利的动态构造方案”，《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0期。70.朱志昊：“从价值预设到法律形式：立法方法论基础初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71.刘欣：“《正义论》中的原初状态及其批评”，《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4期。72.唐铭泽：“权利为何保护人的自由意志——对权利意志论的思想史考察”，《法学》，2024年第4期。73.郭晓燕，李拥军：“公众参与立法的功能异化与矫正路径”，《齐鲁学刊》，2021年第2期。74.任喜荣：“立法主体宪法说理义务的法律化”，《中国法学》，2024年第3期。75.李修懿：“备案审查中立法事实说理的方法转向”，《宁夏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三）其他类76.法治网：《精心编制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24-10/11/content_9066817.html，2024年10月11日。77.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http://www.yw.gov.cn/art/2020/4/7/art_1229356487_1772148.html，2020年4月7日。78.中国法院网：《孩子随母姓无法参与分红，这条村规民约为何被撤销了？》，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4/07/id/8010733.shtml，2024年7月2日。79.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八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https://jshrss.jiangsu.gov.cn/art/2021/12/28/art_77279_10234493.html，2021年12月28日。80.中国人大网：《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111/t20211123_314888.html，2018年12月26日。81.中国人大网：《改革开放之初七部法律的立法故事》，http://www.npc.gov.cn/c2/kgfb/202407/t20240701_437922.html.82.中国人大网：《网上直播_中国人大网（臧铁伟介绍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征求意见情况）》，http://www.npc.gov.cn/wszb/zzzb33/，2023年6月25日。83.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摘要）》，http://www.npc.gov.cn/c2/kgfb/202503/t20250309_443902.html，2025年3月9日。84.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8-08/31/content_2060152.htm，2018年8月31日。85.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http://www.npc.gov.cn/zgrdw/wxzl/gongbao/2014-06/23/content_1879673.htm，2014年4月21日。86.中国人大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草案）的说明>审议结果的报告》，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012/t20201228_309535.html，2020年12月28日。87.中国人大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草案）>的说明》，http://www.npc.gov.cn/c2/kgfb/202303/t20230306_423961.html，2025年10月18日。88.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108/t20210820_313090.html，2021年8月20日。89.中国人大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正草案）〉的说明》，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206/t20220624_318299.html，2022年6月24日。90.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206/t20220624_318299.html，2021年8月20日。91.中国网信网：《关于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修正草案再次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https://www.cac.gov.cn/2025-03/28/c_1744779434867328.htm，2025年3月28日。92.司法部微信公号：《司法部、国家网信办负责人就<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答记者问》，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9/content_6977835.htm，2024年9月30日。93.深圳政府在线：《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第20200226号建议答复的函》，https://www.sz.gov.cn/szzt2010/wgkzl/jggk/jytabl/content/mpost_8131177.html，2020年9月23日。94.杭州日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大履职载满民意民智》，https://www.hangzhou.gov.cn/art/2022/10/13/art_812255_59066793.html，2022年10月13日。95.北京商报：《北京通过修订后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接续40余项配套措施》，https://fgw.beijing.gov.cn/gzdt/fgzs/mtbdx/bzwlxw/202412/t20241202_3954915.htm，2024年11月29日。96.环境保护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531号建议的答复》，https://www.mee.gov.cn/gkml/hbb/jytafw/201709/t20170927_422551.htm，2017年6月28日。97.中国网信网：《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366/202405/content_6954192.html，2024年3月22日。98.生态环境部规章：《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https://www.mee.gov.cn/gzk/gz/202112/t20211211_963794.shtml，2015年7月13日。二、外文参考文献99.F.A.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A New Statement of the Lib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Rules and Order,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2.100.44. LUHMANN N. Introduction to systems theor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101.Fuller, L. L,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102.Rawls, J.,Political Liberalism (Expanded ed.),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103.Hayek, F.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1945.104.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Mass ：The MIT Press‚1999.

学科：

法学理论

提交日期：

2026-08-28

引用参考：

于洋金. 从建构主义立法走向程序理性立法：立法方法论范式转移的法理学分析[D]. 西南政法大学,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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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c.title
  • 从建构主义立法走向程序理性立法：立法方法论范式转移的法理学分析
  • dc.title
  • From Constructivist Legislation to Procedural Rational Legislation: A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of the Paradigm Shift in Legislative Methodology
  • dc.contributor.schoolno
  • 20230301010409
  • dc.contributor.author
  • 于洋金
  • dc.contributor.affiliation
  • 行政法学院
  • dc.contributor.degree
  • 硕士
  • dc.contributor.childdegree
  • 法学硕士学位
  • dc.contributor.degreeConferringInstitution
  • 西南政法大学
  • dc.identifier.year
  • 2026
  • dc.contributor.direction
  • 立法学
  • dc.contributor.advisor
  • 梁西圣
  • dc.contributor.advisorAffiliation
  • 行政法学院
  • dc.language.iso
  • 中文
  • dc.subject
  • 立法方法论,范式转移,建构主义立法,程序理性立法
  • dc.subject
  • Legislative Methodology; Paradigm Shift; Constructivist Legislation; Procedural Rational Legislation.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立法质量的提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立法方法论的科学适应”更是立法保证质量的前提条件。本文以托马斯·库恩“范式转移”的理论作为主要的研究出发点，在法学基本理论层面，围绕立法方法论的转变这一命题，进行了建构理性立法向程序理性立法转换的必要性探讨、理论构建和实施策略研究。理性建构立法范式是以笛卡尔唯理主义、法律实证主义作为基础理论依据，其主要特点是过度相信立法者的理性力量，把立法者认为完备理性、无所不能的“社会工程师”，从高向下布置好整个规则网络的框架结构。这种立法方式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早期法治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很大的作用。由于具有显著的可操作性，该模式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弥补了制度方面的很多缺失，对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起到了根本性的保障作用。但是，随着当下的经济社会环境逐渐发生变化，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公民对自身权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再辅以互联网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等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使得理性建构立法范式所存在的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从理论上来说，它过分注重理性构建而忽略社会自发秩序的存在，把立法过程当作实现具体目的的手段，进而把程序与合法性二者之间的联系肢解开来。从实践中看，由于立法主体自身的有限理性，在这一模式下创设出来的法条很难准确地对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状况，因此经常出现执行力差、法规落伍或者脱离社会等现象，理性建构立法范式也因而陷入了系统性的危险之中。为了克服上述理论及实践难题，本文基于进化理性主义和程序正义理论，认为立法方法论需要由理性建构主义转变为程序与理性并重的二元范式。程序理性立法范式克服了立法者的神化全理性，树立起有限理性的观念，把立法者视为“秩序发现者”而不是“秩序创造者”。与此同时，它还认为立法者合法性来源于程序本身的正义性和正当性，这种转变是真正的对立法方法论的变革。它不是简单地用一种新的理论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在三个方面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在理性方面，由绝对理性转化为有限理性；在价值生产机制方面，由一元化的自上而下设计变为多元化的协商共识；在权力结构方面，由单向度的立法权独占变成了多方治理。针对程序理性立法范式的落实执行问题，本文搭建出硬约束与软调适的两层运作机制。“硬约束”，即程序正义的维护，主要是从健全公众参与渠道、明确专家论证程序、建立健全立法救济及评估反馈制度这三个方面着手来保证立法过程透明公开、民主公正、严谨科学，从制度上为程序理性提供坚实保证。而“软调适”的部分旨在使立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变化，即运用容错立法办法、广泛吸收社会习俗、行业协会规则以及适时对规则进行调整等方式，使立法能快速适应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问题。同时本文也强调，程序理性立法不是完全否认通过理性对法律实行建构，相反它主张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在继承一定有限建构理性优点的同时，用程序理性来弥补它的不足点，达到立法恒定性与灵活性的有效结合。综上所述，立法方法论由理性建构向程序理性范式的转化并不是一个一呼百应的突变式改变，而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种逐步的发展方式。只有在程序理性的基础上，保持有限建构理性的一些精髓，使之相互兼并，才能制订出更加合法、合理以及可行的法律条款，进而准确地满足对法治化进程的迫切要求，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给予有效的制度支持。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the scientific adaptation of legislative methodology is a key prerequisite for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 Based on Thomas Kuhn's "paradigm shift" theory as the cor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basic jurisprudential theory, centers on the proposi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gislative methodology, and systematically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necessity argumenta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path exploration of the evolution from constructivist legislation to procedural rational legislation.The constructivist legislation model is supported by Cartesian rationalism and legal positivism. Its core feature is the ultimate trust in the rational ability of legislators, who are positioned as omniscient and omnipotent "social engineers" to construct the rule system through top-down top-level design. This mode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China's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With its efficiency, it quickly filled many institutional gaps and provided basic rule support for the standardized operation of social order.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 growing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est demands, and the rapid rise of emerging fields such as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inherent flaws of constructivist legislation have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overemphasizes rational construction while ignoring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a spontaneous social order, regards legislative procedures as tools serving substantive goals, and severing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procedures and legislative legitimacy; at the practical level, limited by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of legislators, the rules formulated under this model are often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adapt to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social reality, frequently leading to difficulties such as implementation obstacles, rule lag, and even disconnection from social reality. Thus, the constructivist legislative paradigm has fallen into a systemic crisis.To address the abov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lemma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evolutionary rationalism and procedural justice, proposes that the legislative methodology should realize a transformation to the procedural rational paradigm. The procedural rational legislative paradigm breaks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omniscient rationality of legislators, establishes the basic cognition of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positions legislators as "discoverers of order" rather than "creators of order," emphasizing that the core source of legislative legitimacy lies in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procedures. This paradigm shift is not a simple theoretical replacement, but achieves three core transformations: at the level of rationality, from absolute rationality to bounded rationality; at the level of value generation mechanism, from a single top-level design to a consultative consensus model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t the level of power structure, from a one-dimensional dominant model of legislative power to a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Focus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cedural rational legislative paradig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ual-track practical path of "hard constraints + soft adaptation,"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the legitimacy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adaptability of legislation. Among them, the "hard constraint" mechanism focuses on the guarantee of procedural legitimacy, and specifically lays a solid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through three core measures: first, improving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broadening participation channels, clarifying participation procedures, and ensuring participation effects, so that the interest demands of different groups can fully enter the legislative perspective; second, standardizing the expert argumentation process, establishing systems such as expert selection, opinion disclosure, and liability tracing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objectivity of legislative argumentation; third, establishing a full-chain legislative error correction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mechanism, integrating evalu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pre-legislation, in-legislation, and post-legislation, and timely discovering and correcting rule defects. The "soft adaptation" mechanism focuses on the dynamic adaptation of legislation to social reality, and achieves flexible connection through three key methods: first, introducing an experimental legislative model, adopting the method of pilot first and gradual promotion for legislation in emerging fields to reduce legislative risks; second, systematically absorbing folk customs and industry practices, sorting out effective rules in practice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forums, and interviews to improve the social recognition of legislation; third, establishing a dynamic rule revision mechanism, clarifying revision trigger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 to ensure that rules can timely respond to new needs and challeng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procedural rational legislation is not a complete negation of constructivism, but emphasizes the complementary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n the basis of retaining the advantages of limited 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 in quickly responding to urgent public issues and filling major institutional gaps, procedural rationality is used to overcome its inherent defects,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legislative stability and adaptability.In summary,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aradigm shift of legislative methodology from constructivism to procedural rationality is not an overnight radical change, but a gradual evolutionary process in line with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Only by taking procedural rationality as the foundation, retaining the reasonable core of limited 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 and realiz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an we formulate more legitimate, rational and operable legal rules, thereby accurately responding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providing a soli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 dc.date.issued
  • 2026-06-04
  • dc.date.oralDefense
  • 2026-05-24
  • dc.relation.citedreferences
  • 1.朱振：《立法的法理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2.黄涛：《自由、权利与共同体》，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3.徐复观：《徐复观文路选粹》，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4.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5.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6.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7月）》，北京：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9.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10.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彭真论新中国法制建设》，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2年版。11.[英]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12.[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徐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13.[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2年版。14.[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15.[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张卜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16.[美] 约翰·亨利·梅利曼/[美] 罗格里奥·佩雷斯·佩尔多莫：《大陆法系》，顾培东/吴荻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17.[法]勒内·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18.[法]勒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吴崇庆译，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版。19.[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20.[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流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年版。21.[德]尼克拉斯·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2.[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2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2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25.[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版。26.[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必祺译，台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27.[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28.[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二）论文类29.冯玉军：“立法参与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评估”，《河北法学》，2018年第3期。30.冯玉军：“高质量立法为良法善治奠基——兼论《立法法》再次修改的理由和要点”，《法学杂志》，2022年第6期。31.封丽霞：“立法改革的方法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法治》，2025年第3期。32.付子堂，王勇：“1978-2018：走向实践的中国法理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33.舒国滢：“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概念辨析与逻辑刻画”，《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34.朱振：“作为方法的法律传统——以“亲亲相隐”的历史命运为例”，《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35.李岚清：“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创办合资经营企业的艰难探索”，《党的文献》，2008年第6期。36.尹仑：“民族生态习惯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理论、价值和途径”，《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年第5期。37.梁西圣：“立法‘真理’与‘方法’之辩”，《政法论丛》，2021年第5期。38.许皖秀，左晓栋：“全球竞争格局下的中国特色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方案研究”，《中国工程科学，2025年第1期。39.季卫东：“风险社会亟须行政程序立法”，《中国改革》，2016年第5期。40.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41.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42.吕康宁：“法律规则的立法逻辑：解析、证成与相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1期。43.龙卫球：“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民法——纪念《民法通则》施行20周年”，《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1期。44.拜荣静，罗桂霞：《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程序法理探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45.陈锐：“法律方法上的西方经验与本土资源——兼论中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46.黄涛：“主体性时代的权利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权利理论的逻辑演进”，《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1期。47.刘怡达：“回应式立法与建构式立法——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立法模式变迁”，《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4年第1期。48.赵佳佳，陈玲：“笛卡尔关于科学研究统一性的数学构想”，《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7期。49.曾令华，尹馨宇：“范式”的意义——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文本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50.庞正，金林南：“当代中国法学研究“范式”之思考”，《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51.田兆军，马抗美：“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从先秦诸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统治者’说起”，《学海》，2009年第2期。52.田太荣、马治国：“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吗？——奥斯丁法哲学理论批判”，《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53.余成峰：“卢曼社会系统论视野下的法律功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54.何坤：“边沁立法理性化思想及其立法方法意义”，《法律方法》，2024年第4期。55.丁利、朱宇昕：“法律体系的‘恒常’与‘变迁’”——制度分析理论与哈特的法实证主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56.泮伟江：“探寻法律的界限——论卢曼晚期系统论法学思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57.张学仁：“古代罗马共和国宪制探源——世界第一次立宪主义的实验”，《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58.陈立军，陈立民：“社会规则发生学探索——以哈耶克演进论理性主义为视角”，《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59.张德淼，康兰平：“法治评估的实践困局及其破解——以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法治思想为理论参照”，《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60.丁建峰：“罗尔斯与哈耶克的程序正义观——一个基于社会演化理论的比较与综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61.姚大志：“何谓正义：罗尔斯与哈贝马斯”，《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62.周旺生：“《中国立法五十年》（上）——1949—1999年中国立法检视”，《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5期。63.董正爱：“生态秩序“二元构造”的法治化模式研究——对哈耶克社会秩序观的反思”，《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64.蓝跃炳：“浅析法律移植及法的本土化——兼论法律国际化及法制现代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65.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66.王晨光：“法律的可诉性：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特征之一”，《法学》，1998年第8期。67.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68.巩固：“公法视野下的《民法典》生态损害赔偿条款解析”，《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6期。69.姬蕾蕾：“从数据治理到数据界权：数据权利的动态构造方案”，《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0期。70.朱志昊：“从价值预设到法律形式：立法方法论基础初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71.刘欣：“《正义论》中的原初状态及其批评”，《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4期。72.唐铭泽：“权利为何保护人的自由意志——对权利意志论的思想史考察”，《法学》，2024年第4期。73.郭晓燕，李拥军：“公众参与立法的功能异化与矫正路径”，《齐鲁学刊》，2021年第2期。74.任喜荣：“立法主体宪法说理义务的法律化”，《中国法学》，2024年第3期。75.李修懿：“备案审查中立法事实说理的方法转向”，《宁夏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三）其他类76.法治网：《精心编制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24-10/11/content_9066817.html，2024年10月11日。77.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http://www.yw.gov.cn/art/2020/4/7/art_1229356487_1772148.html，2020年4月7日。78.中国法院网：《孩子随母姓无法参与分红，这条村规民约为何被撤销了？》，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4/07/id/8010733.shtml，2024年7月2日。79.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八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https://jshrss.jiangsu.gov.cn/art/2021/12/28/art_77279_10234493.html，2021年12月28日。80.中国人大网：《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111/t20211123_314888.html，2018年12月26日。81.中国人大网：《改革开放之初七部法律的立法故事》，http://www.npc.gov.cn/c2/kgfb/202407/t20240701_437922.html.82.中国人大网：《网上直播_中国人大网（臧铁伟介绍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征求意见情况）》，http://www.npc.gov.cn/wszb/zzzb33/，2023年6月25日。83.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摘要）》，http://www.npc.gov.cn/c2/kgfb/202503/t20250309_443902.html，2025年3月9日。84.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8-08/31/content_2060152.htm，2018年8月31日。85.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http://www.npc.gov.cn/zgrdw/wxzl/gongbao/2014-06/23/content_1879673.htm，2014年4月21日。86.中国人大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草案）的说明>审议结果的报告》，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012/t20201228_309535.html，2020年12月28日。87.中国人大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草案）>的说明》，http://www.npc.gov.cn/c2/kgfb/202303/t20230306_423961.html，2025年10月18日。88.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108/t20210820_313090.html，2021年8月20日。89.中国人大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正草案）〉的说明》，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206/t20220624_318299.html，2022年6月24日。90.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206/t20220624_318299.html，2021年8月20日。91.中国网信网：《关于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修正草案再次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https://www.cac.gov.cn/2025-03/28/c_1744779434867328.htm，2025年3月28日。92.司法部微信公号：《司法部、国家网信办负责人就<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答记者问》，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9/content_6977835.htm，2024年9月30日。93.深圳政府在线：《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第20200226号建议答复的函》，https://www.sz.gov.cn/szzt2010/wgkzl/jggk/jytabl/content/mpost_8131177.html，2020年9月23日。94.杭州日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大履职载满民意民智》，https://www.hangzhou.gov.cn/art/2022/10/13/art_812255_59066793.html，2022年10月13日。95.北京商报：《北京通过修订后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接续40余项配套措施》，https://fgw.beijing.gov.cn/gzdt/fgzs/mtbdx/bzwlxw/202412/t20241202_3954915.htm，2024年11月29日。96.环境保护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4531号建议的答复》，https://www.mee.gov.cn/gkml/hbb/jytafw/201709/t20170927_422551.htm，2017年6月28日。97.中国网信网：《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366/202405/content_6954192.html，2024年3月22日。98.生态环境部规章：《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https://www.mee.gov.cn/gzk/gz/202112/t20211211_963794.shtml，2015年7月13日。二、外文参考文献99.F.A.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A New Statement of the Lib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Rules and Order,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2.100.44. LUHMANN N. Introduction to systems theor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101.Fuller, L. L,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102.Rawls, J.,Political Liberalism (Expanded ed.),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103.Hayek, F.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1945.104.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Mass ：The MIT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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