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研究

A Study on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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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贵雨

导师:

徐以祥

导师单位:

经济法学院(生态法学院)

学位:

博士

语种:

中文

关键词:

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责任;民事责任;构成要件;责任形式

摘要:

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存在规范体系漏洞,是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规范建构的直接动因。分析裁判文书实证研究结果可知,各类责任形式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呈现出以“后果模式”为主导,而“原因模式”弱化的总体特征。重事后救济轻事前预防的“损害担责”理念,揭示出我国生态环境民事责任过分强调矫正正义却未能实现实质救济,而长期忽视分配正义的局面。法律规范的体系完整性要求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以“惩罚性责任规范—补偿性责任规范—预防性责任规范”为基本构造。但《民法典》第七编第七章却遗漏了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由是,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规范体系漏洞外显,亟须引入预防性责任填补规范漏洞。概念明晰与范畴界定是规范建构的前提。区别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作为政府履责要件的狭义“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指向广义层面的“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不利改变”。其外延的涵摄范围止于“纯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损害”。一是排除环境私益侵权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但在救济方式上仍应定性为私益救济。二是排除指向财产价值损失和资产增值收益损失的自然资源资产损害,但包含自然资源中的生态利益减损。作为第二性义务,其制度内涵应当界定为在生态环境损害尚未发生但存在现实危险或高度可能性风险时,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为契合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动态性与多元性,宜将其法律性质二元划分为预防性侵权请求权与绝对权防御性请求权。同时,以前者为主要,后者为补充,共同实现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完整性与周延性。现实需求、规范功能、法理依据分别彰显出引入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必要性、正当性、可行性。典型案例的核心判项及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反映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体性规则缺失,整体呈现重程序而轻实体、重公法轻私法的倾向。规范建构的现实需求源于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责任认定失范、责任承担淆乱等实践困境。当前,预防原则在《民法典》中缺乏直接规范表达,又鉴于法律原则自身规范表达的模糊性与司法实践的复杂性,预防原则在司法适用中面临与环境法其他基本原则混用、作为裁判依据的解释效能孱弱等困境。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建构的首要功能便在于,承载并表达预防原则的价值理念,实现预防原则向具体规则的司法转化。功能之二在于,通过健全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规范体系、补足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的实体法依据、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责任的规范体系等,完善生态环境领域预防性法制的责任体系。功能之三在于,通过弥补生态环境风险行政规制的失灵、化解生态环境风险行政法规制的挑战、促进预防性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同构互补,实现对生态环境风险行政法规制的弥补与增效。作为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下特殊的责任制度,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能够在我国《宪法》中的公民生态环境风险预防义务、基本国策中的风险预防目标、国家环境义务中的风险预防要求等规定中得到溯源。风险社会中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平衡状态,能够为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风险分配提供理念指引;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私法保护中“环境公益充分保护、功能互补、价值融贯、恪守比例”的底层逻辑,能够为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运用私法路径实现公共利益损害预防目标提供理论支撑。可见,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规范建构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宜简单套用传统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或生态环境私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其特殊性在于:不同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遵循过错归责原则并进行因果关系认定,立足于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防控义务之初始配置的成本收益考量,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秉持无过错归责原则;鉴于其并不涉及实然损害,因果关系并无适用基础,故宜以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审查代替因果关系认定。区别生态环境私益侵权预防性责任遵循我国过错吸收违法的传统,建议选择违法性要件独立于过错的路径,以契合风险社会对分配正义的价值追求,并为社会公众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其将预防性和生态环境损害两个要素相结合的特点,决定了应当将“比例原则”作为判定责任成立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行为要件为“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其中,国家规定应扩张解释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与环境标准;行为形态宜扩展为积极的生态环境损害行为,违反作为义务的消极不作为,包含重复旧行为与具备现实可能性的准备行为等的未来行为。结果要件中,生态环境风险的“重大性”认定是上位概念,包含“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可能性”与“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两个维度。风险矩阵法通过将风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拆解为可量化的分析框架,是化解生态环境风险认知僵局之必要,也是实现从断定风险“有无”向识别风险“强弱”转变之必需。责任减免要件的基本原理为:风险存续与否决定责任免除与否,风险强弱程度决定责任减轻程度,对传统民事责任减免要件中的自助行为、受害人故意、受害人同意应排除适用,对第三人行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应限制适用,发展风险抗辩、判决前风险发生概率实质降低可作为责任减免的特殊事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这三种发端于物权请求权的责任形式,须变通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中,并立足于生态环境公共利益预防性保护的需求,创设新型预防性责任形式。面对正在发生的行为,停止侵害的适用强调行为正在进行、行为具有持续性与行为具有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以同一已经发生的侵害行为为参照,停止侵害适用于完全相同的未来行为与类型相同的行为两类,对于实质相同的行为,需结合价值判断审慎适用。“高度确定且现实紧迫的危险”与“生态环境损害危险能够避免”,构成消除危险责任的两个适用情形。绝对权防御请求权体系为排除妨害的适用提供了请求权依据,同时将其限定适用于不可量物侵害、公众健康损害、自然资源生态利益损害三类危险或风险的情形。即便如此变通,面对复杂的生态环境风险,前述三类传统的责任形式亦存在范围过窄、适用门槛过高等局限,因此有必要创设风险管控与预防性禁止两类新型责任。各类责任形式在预防生态环境损害中具有不同的功能,需要相互配合,构建起运行高效的责任体系。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有效实现依赖于执行机制的建立健全。在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规范体系内部,规范建构已形成“责任界定—责任证立—责任要件—责任承担”的完整闭环,责任规范从抽象理论到裁判规则的演绎已完成,执行规则则是促进责任规范由纸面裁判转化为制度实效的保障性规范。在外部规范体系中,由于其系传统民事执行规则在风险预防领域适应性变通的结果,故可定性为民事执行特别规范。在积极回应风险社会新兴问题的同时,传统民事执行得以完成从“保护私权”到“风险预防”,从“消极执行”到“主动干预”,从“事后救济”到“长效治理”的功能革新,既彰显出执行机制建构的价值,又为执行规则的具体建构形成理念性指引。为此,作为执行依据的判决应在客观范围、主观范围和时间范围三个维度上扩张其既判力,执行力亦须具有面向未来的特性与专业技术性。执行规则应将行为约束优先于金钱赔偿,执行方式应以过程控制而非结果评价为核心。执行启动应以主动移送为主,注重与禁止令保全措施的程序衔接,对先予执行进行谦抑性限制,并明确以“重大现实危险”“履行能力不足”“风险不可逆”或“恶意规避”为启动强制执行的要件。同时,以“多元共执”的执行主体制度、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执行障碍消解措施为依托,建构保障执行规则顺畅运行、执行效能有效发挥的执行保障制度。总之,以《民法典》第1234条与第1235条为规范基础,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外,引入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制度,并对其构成要件、责任承担方式、责任执行机制等展开规范建构,是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积极回应风险社会现实需求的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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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提交日期

2026-06-24

引用参考

罗贵雨. 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2026.

  • dc.title
  • 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研究
  • dc.title
  • A Study on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 dc.contributor.schoolno
  • B2023030108081
  • dc.contributor.author
  • 罗贵雨
  • dc.contributor.affiliation
  • 经济法学院(生态法学院)
  • dc.contributor.degree
  • 博士
  • dc.contributor.childdegree
  • 法学博士
  • dc.contributor.degreeConferringInstitution
  • 西南政法大学
  • dc.identifier.year
  • 2026
  • dc.contributor.direction
  • 环境民法
  • dc.contributor.advisor
  • 徐以祥
  • dc.contributor.advisorAffiliation
  • 经济法学院(生态法学院)
  • dc.language.iso
  • 中文
  • dc.subject
  • 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责任;民事责任;构成要件;责任形式
  • dc.subject
  •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Civil Liability;Constituent Elements;Liability Forms;Enforcement Mechanism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存在规范体系漏洞,是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规范建构的直接动因。分析裁判文书实证研究结果可知,各类责任形式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呈现出以“后果模式”为主导,而“原因模式”弱化的总体特征。重事后救济轻事前预防的“损害担责”理念,揭示出我国生态环境民事责任过分强调矫正正义却未能实现实质救济,而长期忽视分配正义的局面。法律规范的体系完整性要求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以“惩罚性责任规范—补偿性责任规范—预防性责任规范”为基本构造。但《民法典》第七编第七章却遗漏了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由是,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规范体系漏洞外显,亟须引入预防性责任填补规范漏洞。概念明晰与范畴界定是规范建构的前提。区别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作为政府履责要件的狭义“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指向广义层面的“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不利改变”。其外延的涵摄范围止于“纯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损害”。一是排除环境私益侵权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但在救济方式上仍应定性为私益救济。二是排除指向财产价值损失和资产增值收益损失的自然资源资产损害,但包含自然资源中的生态利益减损。作为第二性义务,其制度内涵应当界定为在生态环境损害尚未发生但存在现实危险或高度可能性风险时,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为契合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动态性与多元性,宜将其法律性质二元划分为预防性侵权请求权与绝对权防御性请求权。同时,以前者为主要,后者为补充,共同实现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完整性与周延性。现实需求、规范功能、法理依据分别彰显出引入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必要性、正当性、可行性。典型案例的核心判项及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反映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体性规则缺失,整体呈现重程序而轻实体、重公法轻私法的倾向。规范建构的现实需求源于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责任认定失范、责任承担淆乱等实践困境。当前,预防原则在《民法典》中缺乏直接规范表达,又鉴于法律原则自身规范表达的模糊性与司法实践的复杂性,预防原则在司法适用中面临与环境法其他基本原则混用、作为裁判依据的解释效能孱弱等困境。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建构的首要功能便在于,承载并表达预防原则的价值理念,实现预防原则向具体规则的司法转化。功能之二在于,通过健全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规范体系、补足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的实体法依据、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责任的规范体系等,完善生态环境领域预防性法制的责任体系。功能之三在于,通过弥补生态环境风险行政规制的失灵、化解生态环境风险行政法规制的挑战、促进预防性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同构互补,实现对生态环境风险行政法规制的弥补与增效。作为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下特殊的责任制度,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能够在我国《宪法》中的公民生态环境风险预防义务、基本国策中的风险预防目标、国家环境义务中的风险预防要求等规定中得到溯源。风险社会中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平衡状态,能够为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风险分配提供理念指引;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私法保护中“环境公益充分保护、功能互补、价值融贯、恪守比例”的底层逻辑,能够为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运用私法路径实现公共利益损害预防目标提供理论支撑。可见,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规范建构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宜简单套用传统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或生态环境私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其特殊性在于:不同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遵循过错归责原则并进行因果关系认定,立足于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防控义务之初始配置的成本收益考量,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秉持无过错归责原则;鉴于其并不涉及实然损害,因果关系并无适用基础,故宜以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审查代替因果关系认定。区别生态环境私益侵权预防性责任遵循我国过错吸收违法的传统,建议选择违法性要件独立于过错的路径,以契合风险社会对分配正义的价值追求,并为社会公众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其将预防性和生态环境损害两个要素相结合的特点,决定了应当将“比例原则”作为判定责任成立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行为要件为“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其中,国家规定应扩张解释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与环境标准;行为形态宜扩展为积极的生态环境损害行为,违反作为义务的消极不作为,包含重复旧行为与具备现实可能性的准备行为等的未来行为。结果要件中,生态环境风险的“重大性”认定是上位概念,包含“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可能性”与“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两个维度。风险矩阵法通过将风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拆解为可量化的分析框架,是化解生态环境风险认知僵局之必要,也是实现从断定风险“有无”向识别风险“强弱”转变之必需。责任减免要件的基本原理为:风险存续与否决定责任免除与否,风险强弱程度决定责任减轻程度,对传统民事责任减免要件中的自助行为、受害人故意、受害人同意应排除适用,对第三人行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应限制适用,发展风险抗辩、判决前风险发生概率实质降低可作为责任减免的特殊事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这三种发端于物权请求权的责任形式,须变通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中,并立足于生态环境公共利益预防性保护的需求,创设新型预防性责任形式。面对正在发生的行为,停止侵害的适用强调行为正在进行、行为具有持续性与行为具有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以同一已经发生的侵害行为为参照,停止侵害适用于完全相同的未来行为与类型相同的行为两类,对于实质相同的行为,需结合价值判断审慎适用。“高度确定且现实紧迫的危险”与“生态环境损害危险能够避免”,构成消除危险责任的两个适用情形。绝对权防御请求权体系为排除妨害的适用提供了请求权依据,同时将其限定适用于不可量物侵害、公众健康损害、自然资源生态利益损害三类危险或风险的情形。即便如此变通,面对复杂的生态环境风险,前述三类传统的责任形式亦存在范围过窄、适用门槛过高等局限,因此有必要创设风险管控与预防性禁止两类新型责任。各类责任形式在预防生态环境损害中具有不同的功能,需要相互配合,构建起运行高效的责任体系。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的有效实现依赖于执行机制的建立健全。在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规范体系内部,规范建构已形成“责任界定—责任证立—责任要件—责任承担”的完整闭环,责任规范从抽象理论到裁判规则的演绎已完成,执行规则则是促进责任规范由纸面裁判转化为制度实效的保障性规范。在外部规范体系中,由于其系传统民事执行规则在风险预防领域适应性变通的结果,故可定性为民事执行特别规范。在积极回应风险社会新兴问题的同时,传统民事执行得以完成从“保护私权”到“风险预防”,从“消极执行”到“主动干预”,从“事后救济”到“长效治理”的功能革新,既彰显出执行机制建构的价值,又为执行规则的具体建构形成理念性指引。为此,作为执行依据的判决应在客观范围、主观范围和时间范围三个维度上扩张其既判力,执行力亦须具有面向未来的特性与专业技术性。执行规则应将行为约束优先于金钱赔偿,执行方式应以过程控制而非结果评价为核心。执行启动应以主动移送为主,注重与禁止令保全措施的程序衔接,对先予执行进行谦抑性限制,并明确以“重大现实危险”“履行能力不足”“风险不可逆”或“恶意规避”为启动强制执行的要件。同时,以“多元共执”的执行主体制度、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执行障碍消解措施为依托,建构保障执行规则顺畅运行、执行效能有效发挥的执行保障制度。总之,以《民法典》第1234条与第1235条为规范基础,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外,引入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民事责任制度,并对其构成要件、责任承担方式、责任执行机制等展开规范建构,是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积极回应风险社会现实需求的必要之举。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exhibits gaps in the normative system, which constitutes the direct impetus for constructing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norms. Empirical analysis of judicial decisions reveal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liability forms in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interest litigation is generally dominated by a “consequence-based model”, while the “cause-based model” is comparatively weakened. The prevailing “damage-responsibility” paradigm, which emphasizes post-event redress over ex ante prevention, demonstrates that China’s civil liability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excessively prioritizes corrective justice without achieving substantive relief, while long-term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neglected. The integrity of the legal normative system requires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to be structured as a combination of “punitive liability norms—compensatory liability norms—preventive liability norms.” However, Chapter 7 of Book VII of the Civil Code omits provisions on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making the normative gap explicit and necessita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preventive liability norms.Clarification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 of scope constitute the precondition for normative construction. Distinguished from the narrow sens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used as a prerequisite for government liability unde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regime, the term in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refers to the broad concept of “adverse changes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s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Its extension is limited to “pure ecological public interest damage”. First, it excludes personal and property damage caused by infringements of private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although remedies for such cases remain private law relief. Second, it excludes natural resource asset damage associated with property value loss or asset appreciation, but encompasses diminishment of ecological interests in natural resources. As a secondary obligation, its institutional content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legal consequences borne by the actor wh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has not yet occurred but a realistic danger or high-probability risk exists. To align with the dynamism and pluralis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s, its legal nature is preferably dichotomized into preventive tort claims and absolute right defensive claims, with the former as primary and the latter as supplementary, jointly ensuring complete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ecological risk prevention.Practical demand, normative function, and jurisprudential foundation respectively demonstrate the necessity, legitimacy, and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nalysis of core adjudicative holdings in representative cases and the legal provisions applied therein reveals a substantive gap in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interest litigation, manifesting an overarching tendency to emphasize procedural formalities over substantive rules, and public law over private law. The practical demand for normative construction is further driven by conflicts between preventive administrative liability and civil liability, irregularities in liability determination, and confusion in liability allocation. Currently,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lacks direct normative expression in the Civil Code, and given the inherent vagueness of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complexity of judicial practice, its application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conflation with other fundamental environmental law principles and limited interpretive effectiveness as a basis for adjudication.The primary function of constructing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is to embody and express the values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chieving its translation into concrete judicial rules. The secondary function lies in improving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supplementing the substantive legal basis for preventive civil public-interest litigation, and enhancing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preventive liability, thereby completing the responsibility regime for preventive governance in the ecological domain. The tertiary function is to address deficiencies i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of ecological risks, mitigate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such regulation, and promote isomorphic and complementary integration between preventive administrative liability and civil liability, thereby reinforcing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risk regulation.As a specialized liability regime within the civil law system,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an be traced to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establishing citizens’ duty to prev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isks, the risk-prevention objectives embedded in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the risk-prevention obligations incumbent on the state. The balance between corrective justic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a risk society provides normative guidance for the allocation of risk under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Meanwhile,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private-law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public interests—ensuring full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s,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value coherence, and adherence to proportionality—offer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chieving the preventive objectives of public-interest protection through private-law pathways. It is thus eviden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possesses a sound jurisprudential foundation.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should not mechanically adopt those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ivil liability or private environmental tort liability. Its distinctiveness lies in that, unlik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liability which follows the fault-based rule and requires causation determination,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is grounded in the initial allocation of risk-prevention oblig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a risk society and adheres to the no-fault liability principle. Given that actual damage is not involved, causation determination is inapplicable and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assessment of the likelihood of damage occurrence. Distinguished from private-interest preventive tort liability that absorbs illegality into fault, it is suggested that illegality be independent of fault to align with distributive justice goals and provide clear behavioral standards for the public. Its combination of preventive na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necessitates that the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serves as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liability.The act requirement comprises “violation of state provisions”, which should be interpreted expansively to include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local statutes, departmental rules, local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e act forms should encompass positive acts caus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violations of passive duties of nonfeasance, repeated prior acts, and preparatory acts with realistic potential. In the result require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isk constitutes the superordinate concept, encompassing both the likelihoo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occurrence and the potential severity of consequences. The risk-matrix method, by decomposing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risk into a quantifiable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essential to overcome cognitive deadlocks in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to shift from assessing whether risk exists to discerning its intensity.The basic principle of liability mitigation is that risk persistence determines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and risk intensity determines the degree of liability reduction. Traditional civil liability mitigation grounds such as self-help, victim fault, and victim consent should be excluded; third-party actions, force majeure, lawful defense, and emergency necessity should be narrowly applied; while development risk defenses and substantial reduction of risk probability prior to judgment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special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Traditional liability forms-cessation of infringement, removal of obstacles, and elimination of danger-originating from property-based claims, must be adapted to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supplemented by new preventive liability form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ecological public-interest protection. Cessation of infringement applies to ongoing acts that are continuing, persistent, and likely to recur. Using the same previously committed act as a reference, cessation of infringement applies to both identical future acts and acts of the same type, with careful application for materially identical acts. Highly certain and imminent danger and preventa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isk constitute two complementary scenarios for applying elimination of danger. The absolute-right defensive claim system provides a claim basis for applying removal of obstacles, limited to three categories of risk: intangible harm, public health harm, and ecological interest damage in natural resources. Despite these adaptations, the traditional three liability forms remain limited in scope and threshold, necessitating the creation of two new forms: risk-control liability and preventive-prohibition liability. Each liability form plays a complementary function in preven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establishing an efficient liability system.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depends on a robust enforcement mechanism. Within the internal normative system, a complete closed-loop of “liability definition—proof of liability—constituent elements—liability performance” has been formed, translating abstract theory into adjudicative rules. Enforcement rules serve as guarantee norms, promoting the conversion of normative liability into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Externally, as a result of adapting traditional civil enforcement rules to risk-prevention contexts, these may be characterized as special civil enforcement norms. Traditional civil enforcement evolves from “protection of private rights” to “risk prevention”, from “passive enforcement” to “active intervention”, and from “ex post remedy” to “long-term governance”, demonstrating both the value of constructing the enforcement mechanism and providing conceptual guidance for specific rules.Judgments as enforcement bases should extend res judicata in objective, subjective,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with forward-looking and technically specialized enforcement. Enforcement rules should prioritize behavioral restraint over monetary compensation and emphasize process control over result evaluation. Enforcement initiation should be primarily proactive, coordinating with injunctive preservation measures, imposing restrained preemptive enforcement, and clearly defining triggers such as “substantial imminent danger,” “insufficient performance capability,” “irreversible risk,” or “malicious evasion.” Multi-stakeholder enforcement, prosecutorial 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obstacle removal measures underpin the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the enforcement system.In conclusion, based on Articles 1234 and 1235 of the Civil Code, in addition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liability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liability, introducing preventive civil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defining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liability forms,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 is a necessary institutional response to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a risk society within the civil liability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 dc.date.issued
  • 2026-06-04
  • dc.date.oralDefense
  • 2026-05-16
  • dc.relation.cited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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