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属院系：

法学院 ; 法学院

作者：

江东

导师：

李昌盛

导师单位：

法学院

学位：

博士

语种：

中文

关键词：

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证据完整性;证明妨碍;辩方证据申请权

摘要：

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全面、客观地收集并向法庭移送证据，是确保事实认定准确性、保障被追诉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的核心基础。“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根植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旨在平衡其追诉权能与司法公正守护者角色之间的内在张力。然而，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控方未能全面移送证据，甚至隐匿、损毁有利于被追诉人证据的现象时有发生，已成为导致冤假错案、损害程序正义、侵蚀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原因，与刑事诉讼法治目标形成鲜明反差。当前，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化，对控方证据移送的全面性、规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系统研究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基础理论、现实困境、域外制度及其司法实践，对于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证据制度、防范冤假错案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为核心命题，立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结合比较法视野，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比较研究、历史考察与案例分析等方法，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基础理论、我国控方履行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现实困境、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域外制度及其司法实践、我国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实现机制与配套制度。全文除引言外，共由四章构成。第一章为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基础理论。本章首先对“证据”范围进行概念界定，区分为原始出处之证据、可以获得之证据、移送在案之证据与可被采信之证据。在此基础上，指出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五点特征：其一，控方全面移送证据应由侦查与检察主体共同承担；其二，控方全面移送证据应当面向事实认定者；其三，控方全面移送证据应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其四，控方移送证据的全面性是指对于认定事实所需证据的全面性；其五，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体现的是一种向证据全面性努力的趋向。另外，诉讼程序中所蕴含的控辩对抗这一属性，既可能成为控方全面移送证据的助推因素，也可能成为控方隐匿、毁损相关证据的潜在诱因。至于控方未履行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行为类型，本章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控方未全面移送证据的行为呈现出多种形态，其主观心态亦各有不同。对这些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有助于日后为我国设立控方未履行全面移送证据义务设置相应的法律后果奠定基础。最后，对于确立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现实必要性，本章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语境下，确立控方全面移送证据的义务，并非单纯的程序微调，而是基于多重现实需求的必然选择，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为了追求实质公正，杜绝司法误判；二是为了遵循正当程序，实现控辩平衡；三是为了确保法律准确实施，守护刑事法治。第二章聚焦于我国控方履行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现实困境。本章深入剖析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控方履行该义务所面临的内在矛盾与外部制约。内在矛盾主要包括：其一，认知难题，即控方追诉犯罪的职业本能与角色定位易使其产生“有罪推定”心理倾向，难以对有利被追诉人的证据保持同等热情。其二，角色冲突，表现为控方证明责任的强化（尤其是证明标准提高与证明对象扩大）与全面移送证据义务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控方承担取证合法性证明责任与排除证据后证据短缺导致无法全面移送证据之间存在潜在冲突；控方行使追诉职能与强化辩方证据申请权保障义务之间难以协调。其三，自身能力不足，面对“捕诉一体”、认罪认罚从宽等改革叠加以及新型复杂案件，部分控方个体的办案能力，特别是全面收集、审查、保管、移送证据的能力面临挑战。外部制约则更为复杂：一是体制障碍，包括“上命下从”的控方行政化体制对控方独立判断的侵蚀，以及“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在实践中异化形成的“司法一体化”倾向，削弱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未全面收集、移送证据等行为的司法审查能力。二是机制障碍，如“警检分离”的工作机制导致检察官难以及时、全面监督侦查取证；不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驱使控方选择性移送证据；行政化的案件审批决策机制违背司法亲历性，不利于责任落实。三是制度困境，表现为义务履行标准模糊、诉讼关照义务规定不完善、违反义务的权利救济与程序制裁措施缺位。四是巨大的案件压力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使得控方在效率导向下难以投入充分精力履行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第三章介绍了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域外制度及其司法实践。本章首先系统梳理了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制度、英美法系国家（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控方证据披露义务制度。研究发现，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虽发轫于大陆法系“法律守护人”理念下的检察官客观义务，但亦为英美法系“寻求正义”的检察伦理所吸纳。两大法系在价值追求上各有侧重（大陆法系偏重实质真实发现，英美法系侧重程序平等武装与正当程序），义务形态上亦存差异（大陆法系多表现为包含积极作为的“积极义务”，英美法系则更多为不损害真实发现的“消极义务”）。此外，本章还考察了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关于检控人员专业责任守则》以及欧盟《关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的建议》等国际公约中有关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具体表述，揭示了控方公正、客观履职并全面收集移送有利于被追诉人证据的国际共识。其次，本章介绍了美国在刑事证据损毁这一问题上的司法实践。美国虽未确立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但其通过判例发展出的“证据损毁推断”规则，对我国构建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法律控制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章首先界定了美国法中刑事诉讼证据损毁的概念、类型与危害，分析了对其进行控制的事实认定准确性维护与司法活动正直性保障双重理论基础。紧接着，重点引介并评析了美国通过判例发展出的“证据损毁推断”规则，详细阐述了其适用条件（行为发生、证据相关、主观过错、行为时间与主体）与例外情形，并深入剖析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案、阿格斯案、基里安案、罗贝塔案及扬布拉德案等一系列判例中，就控方隐瞒、损毁证据责任所确立的“证据重要性标准”与“主观恶意标准”。对于掌握强大侦查资源并负有客观义务的侦控机关，应采取更为严格的归责标准，即只要损毁的证据可能对案件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重要性标准），无论其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均应承担不利的程序后果，以倒逼其审慎履行证据保管职责。再次，本章介绍了德国有关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程序设计，并指出我国可以德国的“中间程序”为借鉴，探讨了在我国构建判断控方是否履行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专门程序机制的可能性。德国的中间程序作为独立的公诉审查阶段，通过法官对检察官移送的卷宗进行实质审查，有效发挥了过滤不当起诉、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审判的功能，其制度设计对我国完善庭前程序、强化司法对公诉权的制约具有启示意义。待日后条件成熟，可以将判断控方是否履行全面移送证据义务这一程序阶段设计在正式庭审之前。最后，本章以2025年欧洲人权法院A.J.和L.E.诉西班牙案为例，分析了欧洲人权法院对于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裁判立场。研究发现，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核心在于履行一种“审慎管家”的职责，应当主动、及时确保所有相关证据的完整性、连续性和真实性，任何环节的疏忽都可能构成对公正审判权和受害者获得有效救济权的根本侵害。第四章分析了我国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的实现机制和配套制度。在实现机制方面，本章提出引入程序性制裁，可以考虑将证明妨碍规则从民事诉讼移植至刑事诉讼。明确在一定情形下，控方未全面移送证据构成证明妨碍，法院可据此作出对控方不利的推定，即认定辩方主张的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成立。同时，本章论述了证明妨碍规则的适用条件、例外情形及与其他刑事诉讼规则的衔接。在配套制度方面，本章重点强调了辩方证据申请权的核心作用，借鉴德国相关立法与判例，界定了辩方证据申请权的成立要件、驳回事由，明确了证据预断禁止原则，通过赋予辩方申请调查证据的权利，倒逼控方全面移送证据。最后，本章认为可以德国为镜鉴，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辩方证据申请权制度：一是确立证据预断禁止原则；二是规范辩方证据申请权的成立要件；三是通过制定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法院可以驳回证据申请的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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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诉讼法学

提交日期：

2026-06-24

引用参考：

江东. 控方全面移送证据义务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