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中的间接征收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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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院系：

国际法学院

作者：

聂宇

导师：

唐青阳

导师单位：

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学位：

硕士

语种：

中文

关键词：

间接征收;投资条约;政府管理行为;比例原则

摘要：

征收问题向来是国际投资法中最复杂、最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它既关 系到一国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权力的行使，又关系到外国投资的保 护。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征收的认定、补偿标准以及征收价值的 评估方式上存在分歧，但现代国际法已承认国家征收外国投资的权力是不 争的事实。 与直接征收不同，间接征收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受到重视。 此后，传统上较少被关注的间接征收问题日益成为东道国、外国投资者乃 至资本输出国共同面临的重大风险，被认为是未来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争论 核心。由于长期以来国际投资条约（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IIA）并未明确地界定间接征收的含义，目前围绕着间接征收而发生的争 论以及国际社会为间接征收创设规则的努力主要集中于间接征收的含义 或认定。近年来国际司法机构、仲裁庭关于间接征收的裁决为间接征收问 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方法，其中最具有开创性的是将比例原则适用于有关 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中。 间接征收问题不仅成为国际法学的讨论焦点，也成为各国政府实施公 共管理及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经济 体，存在间接征收的土壤，同时，所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的缺陷，可能使中国面临较大的间接征收风险， 一旦因紧急需要而不得不触犯投资合同或者 BIT 中的高标准保护规定， 外商就会动辄以投资合同或者 BIT 为依据申请国际仲裁，并可能产生“多 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从而造成中国大量被诉于国际仲裁庭的后果, 因此，亟需在法律层面上采取应对策略。 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国际投资领域中的间接征收问题为研究对象， 选择了间接征收的若干法律问题加以研究，综合运用理论推导、实证分析 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间接征收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界定标准、补偿标准、 评估方法进行分析论述，最后立足我国转型期国情，从法律层面提出应对 策略。 本文除引言及结论外，共分六部分，约 4 万 6 千字。 2 第一部分对间接征收问题进行了概述。国际法上的间接征收问题至少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出现，但是，传统上国际法学者较关注直接征收， 而不太关注间接征收。在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浪潮的推动下二战后至 20 世 纪 70 年代时常出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实施国有化或征收的情况， 尽乎绝迹。间接征收问题日益引起重视，成为征收领域研究的重点。间接 征收形式多样，但其实质是东道国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力与外国投资者的私 人财产权之间的矛盾。美国的征收法案（U.S. Takings Law）、BIT、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中美 洲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 Dominican Republic-Central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DR—CAFTA U.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 ） 的 多 边 投 资 条 约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MAI）均对间接征收的作了规定， 其中 NAFTA 备受争议。 第二部分从间接征收的主体、客体、行为几个方面来界定是否构成间 接征收。间接征收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政府实体（制定和执行法规的机 构）及其授权机构，NAFTA 仲裁实践中甚至有将司法机构裁决作为征收 措施的个案。间接征收的客体是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投资，虽然在国际 投资领域尚无市场准入、商誉以及尚在期望中的未来收益（不是已然获得 或可以主张的未来收入）被认定为征收财产的案例，但是欧美的条约实践 似乎对国际法习惯法有很大突破。当代 BIT 或 MAI 对投资范围界定之宽 泛前所未有，一般包括动产、不动产、股权、债权、知识产权和特许经营 权以及特许权等。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条约甚至确认新的财产权，组 合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短期借贷（short loan）等新形式已经部分 被纳入一些新缔结的 BIT 或 FTA 的保护范围。 此部分重点对间接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界 定间接征收行为的方法——比例原则。对间接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区 分，学理上及国际仲裁庭有两种主要的方法，即： “唯效果原则”与“唯 目的原则”。“唯效果原则”原则极大的扩张了征收行为的外延，限制了 东道国基于合法的公共目的对本国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正常管理的权力， 自从提出之日起，就争议不断。而“唯目的原则”因为目的较之“效果”， 具有主观性、不确定性，缺乏实践操作性。从一些国家的最新条约实践， 3 可以看出“唯效果原则”已经没有市场，各国在判断征收时，对于政府行 为的目的及其对外资影响的具体程度，已经越来越重视。在此情况下，建 立规范化的权衡效果与目的的标准至关重要，将比例原则开创性适用于有 关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中，客观上有助于恰当地实现“效果目的化”与“目 的效果化”，使此前某些案件中仲裁庭兼顾效果与目的做法抽象化，成为 具有确切内涵的规范化标准，增强了间接征收认定的一致性，较好地平衡 东道国权力与投资者权益。最后，区分了间接征收与几种东道国管制性措 施，如征税与货币贬值、本土化措施、撤销许可证。 第三部分阐释了间接征收补偿标准。目前在补偿标准问题上主要存在 着“赫尔准则”与“适当补偿”标准之争，以往发展中国家一致拒绝赫尔 准则的“充分”补偿的标准，强调对国有化或征收的投资给予适当的补偿。 但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国有化和征收的 补偿标准上不断软化自己的立场，对于“充分”与“适当”补偿之争弱化 趋势已是十分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充分”概念的理解，在一定程 度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存在分歧，具体的适用最终依赖于司法机 构或仲裁机关裁决。 第四部分介绍了间接征收的评估方法。对于被征收投资价值的具体估 算，迄今为止尚无统一的方法。世界银行对赢利程度不同的企业财产的价 值规定了不同的估算方法，就拥有经证实的获利记录的且存在持续利润的 企业（“存活企业”）来说，其投资价值可以是经折扣的现金流动价值 （discounted cash flow value）。就一个缺乏赢利性证据，未能证实其能产 生持续性利润的企业（“非存活企业”）而言，其价值基于清算价值来确定； 对于其他价值，可以基于替代价值或帐面价值确定，当然这种价值必须是 近期做出的或在征收时已经确定的。 第五部分研究了中国的间接征收问题。中国正处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 全面转型过程中，为有效调整宏观国民经济，需要革新法律、法规，但中 国法治化水平尚不尽如人意，决策科学水平还有待提高，决策武断或“一 刀切”的情况时有发生，可能在特定时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损害到外商的 既得利益或潜在利润，同时，中国缔结的 BIT 本身就隐含着发生间接征 收纠纷的法律风险。这些都增加了政府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构成征收的风险 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在缔结 BIT 和 MAI 时，应在 BIT 序言、间接征收 的相关概念、补偿标准、投资争端管辖权、国际投资仲裁程序透明度、对 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管理几个方面做好法律应对。

学科：

国际法学

提交日期：

2025-11-27

引用参考：

聂宇. 国际投资法中的间接征收法律问题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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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c.title
  • 国际投资法中的间接征收法律问题研究
  • dc.contributor.schoolno
  • 20050301090686
  • dc.contributor.author
  • 聂宇
  • dc.contributor.affiliation
  • 国际法学院
  • dc.contributor.degree
  • 硕士
  • dc.contributor.childdegree
  • 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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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南政法大学
  • dc.identifier.year
  • 2007
  • dc.contributor.advisor
  • 唐青阳
  • dc.contributor.advisorAffiliation
  • 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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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
  • dc.subject
  • 间接征收;投资条约;政府管理行为;比例原则
  • dc.subject
  •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vestment Agreement;Regulatory Power;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征收问题向来是国际投资法中最复杂、最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它既关 系到一国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权力的行使，又关系到外国投资的保 护。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征收的认定、补偿标准以及征收价值的 评估方式上存在分歧，但现代国际法已承认国家征收外国投资的权力是不 争的事实。 与直接征收不同，间接征收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受到重视。 此后，传统上较少被关注的间接征收问题日益成为东道国、外国投资者乃 至资本输出国共同面临的重大风险，被认为是未来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争论 核心。由于长期以来国际投资条约（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IIA）并未明确地界定间接征收的含义，目前围绕着间接征收而发生的争 论以及国际社会为间接征收创设规则的努力主要集中于间接征收的含义 或认定。近年来国际司法机构、仲裁庭关于间接征收的裁决为间接征收问 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方法，其中最具有开创性的是将比例原则适用于有关 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中。 间接征收问题不仅成为国际法学的讨论焦点，也成为各国政府实施公 共管理及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经济 体，存在间接征收的土壤，同时，所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的缺陷，可能使中国面临较大的间接征收风险， 一旦因紧急需要而不得不触犯投资合同或者 BIT 中的高标准保护规定， 外商就会动辄以投资合同或者 BIT 为依据申请国际仲裁，并可能产生“多 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从而造成中国大量被诉于国际仲裁庭的后果, 因此，亟需在法律层面上采取应对策略。 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国际投资领域中的间接征收问题为研究对象， 选择了间接征收的若干法律问题加以研究，综合运用理论推导、实证分析 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间接征收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界定标准、补偿标准、 评估方法进行分析论述，最后立足我国转型期国情，从法律层面提出应对 策略。 本文除引言及结论外，共分六部分，约 4 万 6 千字。 2 第一部分对间接征收问题进行了概述。国际法上的间接征收问题至少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出现，但是，传统上国际法学者较关注直接征收， 而不太关注间接征收。在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浪潮的推动下二战后至 20 世 纪 70 年代时常出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实施国有化或征收的情况， 尽乎绝迹。间接征收问题日益引起重视，成为征收领域研究的重点。间接 征收形式多样，但其实质是东道国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力与外国投资者的私 人财产权之间的矛盾。美国的征收法案（U.S. Takings Law）、BIT、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中美 洲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 Dominican Republic-Central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DR—CAFTA U.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 ） 的 多 边 投 资 条 约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MAI）均对间接征收的作了规定， 其中 NAFTA 备受争议。 第二部分从间接征收的主体、客体、行为几个方面来界定是否构成间 接征收。间接征收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政府实体（制定和执行法规的机 构）及其授权机构，NAFTA 仲裁实践中甚至有将司法机构裁决作为征收 措施的个案。间接征收的客体是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投资，虽然在国际 投资领域尚无市场准入、商誉以及尚在期望中的未来收益（不是已然获得 或可以主张的未来收入）被认定为征收财产的案例，但是欧美的条约实践 似乎对国际法习惯法有很大突破。当代 BIT 或 MAI 对投资范围界定之宽 泛前所未有，一般包括动产、不动产、股权、债权、知识产权和特许经营 权以及特许权等。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条约甚至确认新的财产权，组 合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短期借贷（short loan）等新形式已经部分 被纳入一些新缔结的 BIT 或 FTA 的保护范围。 此部分重点对间接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界 定间接征收行为的方法——比例原则。对间接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区 分，学理上及国际仲裁庭有两种主要的方法，即： “唯效果原则”与“唯 目的原则”。“唯效果原则”原则极大的扩张了征收行为的外延，限制了 东道国基于合法的公共目的对本国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正常管理的权力， 自从提出之日起，就争议不断。而“唯目的原则”因为目的较之“效果”， 具有主观性、不确定性，缺乏实践操作性。从一些国家的最新条约实践， 3 可以看出“唯效果原则”已经没有市场，各国在判断征收时，对于政府行 为的目的及其对外资影响的具体程度，已经越来越重视。在此情况下，建 立规范化的权衡效果与目的的标准至关重要，将比例原则开创性适用于有 关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中，客观上有助于恰当地实现“效果目的化”与“目 的效果化”，使此前某些案件中仲裁庭兼顾效果与目的做法抽象化，成为 具有确切内涵的规范化标准，增强了间接征收认定的一致性，较好地平衡 东道国权力与投资者权益。最后，区分了间接征收与几种东道国管制性措 施，如征税与货币贬值、本土化措施、撤销许可证。 第三部分阐释了间接征收补偿标准。目前在补偿标准问题上主要存在 着“赫尔准则”与“适当补偿”标准之争，以往发展中国家一致拒绝赫尔 准则的“充分”补偿的标准，强调对国有化或征收的投资给予适当的补偿。 但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国有化和征收的 补偿标准上不断软化自己的立场，对于“充分”与“适当”补偿之争弱化 趋势已是十分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充分”概念的理解，在一定程 度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存在分歧，具体的适用最终依赖于司法机 构或仲裁机关裁决。 第四部分介绍了间接征收的评估方法。对于被征收投资价值的具体估 算，迄今为止尚无统一的方法。世界银行对赢利程度不同的企业财产的价 值规定了不同的估算方法，就拥有经证实的获利记录的且存在持续利润的 企业（“存活企业”）来说，其投资价值可以是经折扣的现金流动价值 （discounted cash flow value）。就一个缺乏赢利性证据，未能证实其能产 生持续性利润的企业（“非存活企业”）而言，其价值基于清算价值来确定； 对于其他价值，可以基于替代价值或帐面价值确定，当然这种价值必须是 近期做出的或在征收时已经确定的。 第五部分研究了中国的间接征收问题。中国正处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 全面转型过程中，为有效调整宏观国民经济，需要革新法律、法规，但中 国法治化水平尚不尽如人意，决策科学水平还有待提高，决策武断或“一 刀切”的情况时有发生，可能在特定时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损害到外商的 既得利益或潜在利润，同时，中国缔结的 BIT 本身就隐含着发生间接征 收纠纷的法律风险。这些都增加了政府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构成征收的风险 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在缔结 BIT 和 MAI 时，应在 BIT 序言、间接征收 的相关概念、补偿标准、投资争端管辖权、国际投资仲裁程序透明度、对 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管理几个方面做好法律应对。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Expropri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and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which is not only concerning whether government power can be exercised rightly, but also in relation to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spite of the disagree on definition of expropriation, the standard for compensating and the way of evaluation among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government power to take foreign investment has been admitted by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without doubt. Different from direct expropriation, it is until the mid 1990s that indirect expropriation was really raised concerns. After that, indirect expropriation becomes the mutual risk that capital importing countries, foreign investors, even capital export countries are confronted with. So it is regarded as the bone of con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ulation in future. In the absence of exact definition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IIA）, the controversy over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the effort to create laws of i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cus on the meaning of the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ternational judicial authorities and arbitration tribunal have provided some methods to solve it. The groundbreaking one is to apply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which abstracts some practices which taking both effort and purpose into account in arbitration tribunal and provides a definite criterion. As a result, the balance between government power and rights and benefits of investors can be kept. Indirect expropriation turns to be realistic difficult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bone of con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that has being transformed to a complet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China’s administration may be charged with indirect expropriation. What’s more, the defects of the provisions in China’s BI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will make the situation worse, that is foreign investors will go to arbitration immediately there is breach a contract. There may be a "domino" domino "ripple effect". 2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indirect expropri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by choosing research several legal issues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The thesis adopts such methods as comparative analysis, cas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etc., launches analysis from history and now, the standard for definition, the way of evaluation, Based on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s transition.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legal perspective.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and the main content is as follow: Chapter one gives a general overview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generally. In terms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it dates from 1920s at least. However, traditional scholars in international law schola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direct expropriation, instead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 the wav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the phenomenon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used to nationalize or take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1970s, no longer exist. Indirect expropriation raises more and more concern,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study. In spite of various forms, the essence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power for public good and property righ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Provisions of taking can be found in United State Takings Law, BITs,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U.S.-Dominican Republic-Central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 (DR-CAFTA),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NAFTA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one among them. Chapter two defines indirect expropri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subject, the object, measures. The subject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not only includes various governmental entities (institutions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ts authorized agencies. There even was such a case that treated judicatory adjudication as the measure of expropriation. The object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s the investment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host country. Though there is no such a case that market access, goodwill, 3 or future revenue (which has not get yet or can be claimed for at the moment) is regarded as property taken, the prac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reaties seems to be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The definition of the investment scope in modern BITs or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 is unprecedented wide, which includes movable, immovable property, shares, deb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ranchise and licensing rights. There are some new property rights identified by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such as portfolio investment and short loan, which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in newly BIT or FTA. The party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provides the method of definition of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There are mainly two tests to definite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which are “Sole Effect Test” and “Purpose Test”. “Sole Effect Test” restricts the just power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n the legitimate public purpose, in that it expands the extension too much. It has evoked much controversy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Sole Effect Test” lacks of operational practice, as compared to the “effect”, “objective” is subjective, uncertain. We can see that the“Sole Effect Test”has no market, from the latest treaty practice. The purpose of government measur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ext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has been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establishing the standardized criterion is very important.“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abstracts some practices which take both effort and purpose into account by arbitration tribunal and provides a definite criterion. As a result, the balance between government power and rights and benefits of investors is kept. Finally, the part point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government measure of the host country, such as taxes and currency devaluation, localization measures and the revocation of permits. Chapter Three elaborates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s of indirect 4 expropriation.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ir developing counterparts on whether the“Hull Rule” or“proper compensation” has waned due to the concessions made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after the 1990s, while controversy still exists as to the definition of “adequate ”, which is to be judged by courts or arbitration tribunals. Chapter four expounds on the evaluation methods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There, however, is not any uniform rule in this category. The World Bank formulated an evaluation method of enterprise assets based on its profits taking: for a living enterprise which has proven profits records, the investment value is its discounted cash flow value; for a nonliving enterprise which can’t prove its continuous profits records, its investment value depends on the liquidation value; other values is to be ascertained with the help of substitute value or book value which shall be recent or confirmed. Chapter five focuses on China’s practices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Since China is still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into a market economy, its indirect expropriation laws need to be updated for the sake of adjusting the macro-national economy efficiently. Foreign investor’s interests might in some cases be infringed due to inappropriate decisions not made on the rule of law. On the other hand, the BIT that China entered into involves possible indirect expropriation risks, which might be deemed as indirect expropriation. Therefore, China has to make proper arrangements as to the definition, compensation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ansparency,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investors when concluding BIT and MAI.
  • dc.date.issued
  • 202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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