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压力叠加下基层政府减负问题的成因及对策研究——以J区H街道办事处为例

Research on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burden reduc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under the "two-way" pressure superposition —— Take J District H subdistrict offi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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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琴

导师:

王涛

导师单位: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学位:

硕士

语种:

中文

关键词:

基层政府;减负问题;“双向”压力叠加

摘要:

基层强则国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然而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的基层政府却时常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这消解了基层治理的效能。聚焦于基层政府减负问题的成因,以H街道办事处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与H街道办事处的基层官员、所辖居民进行深度访谈,发现H街道办面临诸多的减负问题,主要表现为仍面临“文山会海”的工作环境、痕迹主义依旧盛行、治理内容不稳定性的持续增强和考核问责压力有待纾缓四大问题。H街道办事处的减负问题是“双向”压力叠加的结果。H街道办事处减负问题主要起源于上级政府和民众共同构造出的“双向”压力场景,这一场景导致基层政府在面临上级与民众的双重诉求、基层社会风险加剧、上级任务下沉和多种考核内容时无法有效应对。一是上级政府与民众给基层政府带来的双向诉求压力,针对上级诉求,基层干部不得不面对上级的任务加码和责任转嫁等问题,还要不断满足民众的多元需求,回应性制度有力保障了民众诉求的实现,基层干部自身也存在诉求表达。二是基层环境的风险性与应对资源的不匹配,繁杂事务与治理条件的不适应,由于上级下放的治理资源不足以支撑基层干部从容应对基层中复杂多变的治理场景,导致基层政府在工作中无所适从。三是上级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不断下沉事务,使本身事务繁重的基层政府亟需寻找“助手”来纾缓事务压力,但民众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的自治水平不高,继而在沉重事务与弱自治间产生极大张力。四是基层政府面临双向考核压力,上级是基层政府的评分人,有权限对其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考核打分,而民众类内容同样是上级任务的重要构成部分,基层政府的事务考核很大部分包含着民众性内容,因此基层政府面临双向考核压力。上级政府与民众两者造成“双向”压力叠加场景,对基层官员的工作效能、干事心理和方式手段施加更为显著的影响,进而干扰H街道办事处在减负工作中取得实质性效果。可以从正式和非正式结构中同时发力,双拳出击并重点突破,寻找基层政府减负的可行路径。解决基层政府减负问题的对策包括:第一,厘清政府权责边界以减轻过重负担,如明确政府权责利内容,构建科学规范、主次分明、权责对等的权责利清单,保障基层政府“权责对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上级政府部门滥用“属地原则”对基层政府强施压力;建立顺畅的政府联动机制,构建新型的同伴型条块关系,推动基层在执行工作中的高度配合、有效衔接和行之有效。第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通过提供各种适应基层事务风险的有效手段,如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提高基层官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以及运用数字化技术等手段;通过提高回应各种诉求的能力来减轻基层政府在双向诉求下的压力,如服务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创新能力,还要正确客观看待官员自身的诉求,并对其进行满足回应。第三,依托社会力量,通过激发社会力量的行动自主性,调动社会组织、市场、群众等力量,形成基层治理合力;运用科技赋能民众,使其积极有效参与基层治理,为基层政府分担事务压力、提高治理效率。第四,优化基层考核评价模式,改变传统的考核方式,如重材料轻实效、“一票否决”以及单一考核主体结构;同时还通过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对基层官员提供人文关怀等方式来纾缓其考核上的心理压力,以此减轻基层官员的考核压力。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一)著作类[1] 杨华:《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2] 王庆华:《政府治理的多维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3]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三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4]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5] 吕德文:《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6] 杨雪冬:《地方治理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7]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8] 徐勇:《城乡差别的中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9]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10]荣敬本,崔之元:《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11]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二)学术论文类[12] 姜信宇:“基层政府减负问题初探”,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13] 梁庆民:“压力夹板:基层政府负担的表现形式及其形成机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14] 黎婉颖:“街道办事处减负难现象问题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15] 吴远星:“基层政府负担为何减不下去?——一个‘加码式减负’的解释性框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16] 刘瑞:“雅安市乡镇工作负担繁重的成因及减负对策研究”,电子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17] 付裕:“压力型体制下我国基层政府高负荷运作问题研究”,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18] 黄山珊:“‘基层政府减负’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19] 靳舒心:“基层政府公职人员工作负担过重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山东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20] 范朔朔:“基层政府过度留痕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23年。[21] 郝萌:“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减负失效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23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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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政治学

提交日期

2025-07-01

引用参考

程琴. “双向”压力叠加下基层政府减负问题的成因及对策研究——以J区H街道办事处为例[D]. 西南政法大学,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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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向”压力叠加下基层政府减负问题的成因及对策研究——以J区H街道办事处为例
  • dc.title
  • Research on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burden reduc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under the "two-way" pressure superposition —— Take J District H subdistrict offi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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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302001253
  • dc.contributor.author
  • 程琴
  • dc.contributor.affiliation
  •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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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硕士
  • dc.contributor.childdegree
  • 法学硕士学位
  • dc.contributor.degreeConferringInstitution
  • 西南政法大学
  • dc.identifier.year
  • 2025
  • dc.contributor.direction
  • 基层治理
  • dc.contributor.advisor
  • 王涛
  • dc.contributor.advisorAffiliation
  •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 dc.language.iso
  • 中文
  • dc.subject
  • 基层政府,减负问题,“双向”压力叠加
  • dc.subject
  • Grassroots Government; Burden Reduction Problem; "two-way" Pressure Superposition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基层强则国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然而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的基层政府却时常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这消解了基层治理的效能。聚焦于基层政府减负问题的成因,以H街道办事处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与H街道办事处的基层官员、所辖居民进行深度访谈,发现H街道办面临诸多的减负问题,主要表现为仍面临“文山会海”的工作环境、痕迹主义依旧盛行、治理内容不稳定性的持续增强和考核问责压力有待纾缓四大问题。H街道办事处的减负问题是“双向”压力叠加的结果。H街道办事处减负问题主要起源于上级政府和民众共同构造出的“双向”压力场景,这一场景导致基层政府在面临上级与民众的双重诉求、基层社会风险加剧、上级任务下沉和多种考核内容时无法有效应对。一是上级政府与民众给基层政府带来的双向诉求压力,针对上级诉求,基层干部不得不面对上级的任务加码和责任转嫁等问题,还要不断满足民众的多元需求,回应性制度有力保障了民众诉求的实现,基层干部自身也存在诉求表达。二是基层环境的风险性与应对资源的不匹配,繁杂事务与治理条件的不适应,由于上级下放的治理资源不足以支撑基层干部从容应对基层中复杂多变的治理场景,导致基层政府在工作中无所适从。三是上级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不断下沉事务,使本身事务繁重的基层政府亟需寻找“助手”来纾缓事务压力,但民众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的自治水平不高,继而在沉重事务与弱自治间产生极大张力。四是基层政府面临双向考核压力,上级是基层政府的评分人,有权限对其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考核打分,而民众类内容同样是上级任务的重要构成部分,基层政府的事务考核很大部分包含着民众性内容,因此基层政府面临双向考核压力。上级政府与民众两者造成“双向”压力叠加场景,对基层官员的工作效能、干事心理和方式手段施加更为显著的影响,进而干扰H街道办事处在减负工作中取得实质性效果。可以从正式和非正式结构中同时发力,双拳出击并重点突破,寻找基层政府减负的可行路径。解决基层政府减负问题的对策包括:第一,厘清政府权责边界以减轻过重负担,如明确政府权责利内容,构建科学规范、主次分明、权责对等的权责利清单,保障基层政府“权责对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上级政府部门滥用“属地原则”对基层政府强施压力;建立顺畅的政府联动机制,构建新型的同伴型条块关系,推动基层在执行工作中的高度配合、有效衔接和行之有效。第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通过提供各种适应基层事务风险的有效手段,如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提高基层官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以及运用数字化技术等手段;通过提高回应各种诉求的能力来减轻基层政府在双向诉求下的压力,如服务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创新能力,还要正确客观看待官员自身的诉求,并对其进行满足回应。第三,依托社会力量,通过激发社会力量的行动自主性,调动社会组织、市场、群众等力量,形成基层治理合力;运用科技赋能民众,使其积极有效参与基层治理,为基层政府分担事务压力、提高治理效率。第四,优化基层考核评价模式,改变传统的考核方式,如重材料轻实效、“一票否决”以及单一考核主体结构;同时还通过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对基层官员提供人文关怀等方式来纾缓其考核上的心理压力,以此减轻基层官员的考核压力。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If the grassroots are strong, then the nation is stro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as the "last mil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often overwhelmed, which under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Focusing on the causes of the burden reduction problem for grassroots governments, taking the H Street Office as a case study,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grassroots officials and residents of the H Street Office, it was found that the H Street Office faces many burden reduction issues, 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major problems: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mountains of documents and seas of meetings," the still prevalence of traceability, the increased instability of governance content, and the need to alleviate assessment and accountability pressures. The burden reduction problem of the H Street Office is the result of the superposition of "two-way" pressures. The burden reduction problem of the H Street Office mainly originates from the "two-way" pressure scenario constructed by the superior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his scenario leads to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ability to effectively respond when facing dual demands from both the superior and the public,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risks, the sinking of superior tasks, and various assessment contents. First, the two-way demand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superior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o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in response to superior demands, grassroots cadres hav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ask loading and responsibility transfer from the superior, and they also need to continuous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The responsive system effectively guarantees the realization of public demands, and grassroots cadres also have their own demands for expression. Second,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risk of the grassroots environment and the response resources,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complex affairs and governance conditions, because the governance resources allocated by the superior are not enough to support the grassroots cadres to calmly deal with the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governance scenario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resulting in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being at a loss in their work. Third, the superior government continuously transfers responsibilities and sinks affairs under the pressure-type system, making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which is already burdened with heavy tasks, urgently needs to find "assistants"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affairs, but the public governance capacity is limited, and the level of autonom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not high, thus creating great tension between heavy affairs and weak autonomy. Fourth,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faces two-way assessment pressures, the superior is the scorer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has the authority to assess and score the execution of its tasks, and the public conten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uperior tasks, therefor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ffairs assessment includes public content, so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faces two-way assessment pressures.The "two-way" pressure superposition scenario caused by the superior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ork efficiency, motivation, and methods of grassroots officials, thereby interfering with the substantial effects of the H Street Office in burden reduction work. Solutions can be sought from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structures, striking with both fists and focusing on breakthroughs, to find a feasible path for burden reduction for grassroots government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solving the burden reduction problem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clude: Firstly, clarify the boundaries of government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alleviate excessive burdens, such as defining the content of government authority, responsibility, and benefits,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clear, and balanced list of authority, responsibility, and benefits, ensuring that grassroots governments have "balanced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nd to some extent, curb the abuse of the "territorial principle" by higher-leve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exert undue pressure on grassroots levels; establish a smooth government linkage mechanism, construct a new peer-type block relationship, and promote high-level cooperation, effective connection, and effective execution in grassroots work. Secondly, enhance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by providing various effective means to adapt to the risks of grassroots affairs, such as improving the cadre management system and other related systems,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grassroots officials to deal with social risks, and utilizing digital technology; by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various demands,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n grassroots governments under two-way demands, such as service capabilities, mass work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correctly and objectively view the demands of officials themselves and respond to them. Thirdly, rely on social forces, by stimulating the initiative of social forces, mobiliz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markets, the public, and other forces to form a joint effort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utilize technology to empower th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so as to share the pressure of affairs with community-level governments and improve governance efficiency. Fourthly, optimize the grassroots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change traditional assessment methods, such as valuing materials over actual results, "one-strike-and-you're-out," and a single assessment subject structure; also, by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error tolerance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s, providing humanistic care for grassroots officials, and other methods to alleviate their psychological pressure during assessments, thereby reducing the assessment pressure on grassroots officials.
  • dc.date.issued
  • 2025-05-29
  • dc.date.oralDefense
  • 2025-05-19
  • dc.relation.cited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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