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制度的适用研究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of Obstruction System i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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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院系:

法学院

作者:

马颖

导师:

李凌

导师单位:

法学院

学位:

硕士

语种:

中文

关键词:

证明妨碍制度;专利侵权纠纷;证明协力义务;专利侵权阶段化诉讼;知识产权保护

摘要:

在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专利权人需要证明专利权属、侵权事实以及损害赔偿数额三个方面的事实。就专利权属的举证来说,专利权人需要提交专利权证书、专利登记簿副本以及专利授权公告文本,这些证据一般由专利权人自行保存并提交,实践中鲜见举证受阻情形,举证流程相对较为流畅。然而专利权人对侵权事实以及损害赔偿数额的证明往往会陷入困境。一方面,针对侵权事实的举证,证据收集难度往往会因专利权客体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差异。以方法发明专利为例,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产品专利,因其技术方案涉及一系列步骤或者程序的实施,相关证据往往留存于被诉侵权人控制的封闭性生产环境,专利权人收集侵权证据的难度会剧增。此外无论专利类型如何,法院的现场勘验作为关键取证手段,往往也会遭遇系统性阻碍。例如被诉侵权人会通过转移被诉侵权产品、篡改技术特征等手段实质性地干扰现场勘验工作的正常开展。另一方面,专利权人对损害赔偿数额的举证也面临双重困境。专利权人既难以获取被诉侵权人的财务数据等信息,同时又难以证明自身的财务数据变化与侵权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由此形成“客观不能举证”的窘境,导致专利权人在主张损害赔偿时缺乏有力的数据证据支撑,进一步陷入“赔偿难”的困局。为有效缓解专利侵权纠纷中存在的“举证难”与“赔偿难”问题,我国立法者和司法者提出要建立符合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同时建立体现专利权价值的损害赔偿制度。证明妨碍制度作为该体系的核心制度之一,立法初衷旨在通过约束和引导,促使证据持有人积极履行提供证据的义务,从而助力司法机关更全面、准确地发现案件事实。在解决专利权人“举证难”问题方面,证明妨碍制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证明妨碍制度也是当前法律框架下破解损害赔偿难题的一大利器。为了进一步释放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的效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应当全面梳理该制度的实际适用现状,深入剖析现存问题,并结合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阶段化特征,有针对性地对制度进行优化完善。本文除去引言、结语和后记,一共分为五个部分。 本文第一部分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制度的现状素描。本部分详细描述了我国证明妨碍制度的立法和司法现状。立法现状方面,专利侵权纠纷以其鲜明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区别于普通民事纠纷,因此知识产权实体法律中针对证明妨碍制度的规定与程序法中的一般性规则存在显著差异。司法现状方面,为深入探究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专利侵权纠纷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行状况,本文展开了全面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证明妨碍制度在实际适用中暴露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证明妨碍制度适用率低下,导致该制度的实际效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其二,法官在适用证明妨碍制度时,裁量尺度不一,缺乏统一标准。这种现象不仅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让当事人难以对诉讼结果形成合理预期,极大地影响了证明妨碍制度在专利侵权纠纷解决中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本文第二部分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制度的现存问题。具体而言,在我国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语境下,证明妨碍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权利人申请证明妨碍的期限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112条“举证期限届满之前”为标准,难以满足专利侵权纠纷中实践需要。其二,证明妨碍制度构成要件尚不清晰明确,包括适用主体范围、妨碍行为界定的主客观衡量维度等,导致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证明妨碍时存在较大分歧。其三,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缺乏统一性,不仅影响到制度目的的实现,还会影响到其实践效果的发生。 本文第三部分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申请期限的界定。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专利解释(二)》)还是《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知识产权证据规定》)均未明确该期限。为了使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需明文规定证明妨碍的申请期限。鉴于专利侵权纠纷阶段性的特征,侵权证据申请原则上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以便先确定侵权事实。而专利损害赔偿数额证据的申请期限,可在法院经初步庭审形成侵权心证后适当后延。 本文第四部分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构成要件的明晰。其一,扩展证明妨碍制度适用主体范围至非当事人主体,不仅满足专利权人维权需要,也符合证据协力义务的逻辑。其二,在主观方面统合故意与过失两个要件,同时在客观方面厘清证据关联性大小。明确只有当妨碍行为人违反证明协力义务的行为致使权利人证明困难,被妨碍的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不可替代性时才有启动证明妨碍的必要性。其三,对《专利法》以及《专利解释(二)》中规定的“尽力举证”以及“初步证据”要件内涵进行厘清,在证明妨碍制度的框架下,这些内容应当被“妨碍行为人实施的证明妨碍行为造成事实真伪不明”这一要件所涵盖。 本文第五部分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规范。为充分发挥证明妨碍制度效能,应当事先将风险如何分配交由法律予以明确。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从功能上应当被区分为制裁和救济两方面,公法层面包括罚款、拘留等制裁措施。私法层面,相较于降低证明标准说和自由心证说,推定主张成立说更契合专利侵权纠纷司法实践需求,应作为私法救济的选择。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1.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樊崇义:《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3.占善刚:《证据协力义务之比较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4.包冰锋:《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5.张保生:《证据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二)论文类1.何家弘:”从司法证明模式的历史沿革看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法学家》,2005年第4期。2.奚玮、余茂玉:“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河北法学》,2007年第3期。3.杨瑞:“论民事证明妨碍及其排除”,《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4.廖志刚:“论专利侵权诉讼证据制度”,《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5.占善刚:“证据协力义务之比较法分析”,《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6.占善刚:“证明妨害论——以德国法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7.毕玉谦:“关于创设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基本视野”,《证据科学》,2010年第5期。8.胡学军:“具体举证责任视角下举证妨碍理论与制度的重构”,《证据科学》,2013年第6期。9.吴汉东:“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过错责任推定与赔偿数额认定——以举证责任规则为视角”,《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10.胡学军:“前进抑或倒退:事案阐明义务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法学论坛》,2014年第5期。11.胡学军:“分合之道:两种方法发明专利侵权举证责任规则变迁评析”,《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12.庞小菊、徐英倩:“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13.宋建宝:“举证妨碍制度在专利侵权案件中的具体适用”,《人民司法》,2015年第1期。14.马龙:“论德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以德国联邦法院的判例为考察对象”,《证据科学》,2015年第6期。15.赵信会:“美国证明妨碍推定的理论与实践”,《证据科学》,2015年第4期。16.宋汉林:“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技术事实认定——兼论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技术调查官制度”,《西部法学评论》,2015年第5期。17.刘晓:“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中证明妨碍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证据科学》,2016年第5期。18.李磊:“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及借鉴意义”,《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19.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基础与司法裁判规则”,《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20.周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证据科学》,2018年第1期2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知识产权诉讼中防范商业秘密泄露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18年第9期。22.何培育、蒋启蒙:“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认定的证明责任分配”,《知识产权》,2018年第7期。23.李军:“美国专利侵权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荆楚学刊》,2018年第5期。24.程书锋、佘朝阳:“论证明妨碍制度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适用与完善”,《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7期。25.胡晶晶:“德国法中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以德国《专利法》第139条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为中心”,《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26.陈存敬、仪军:“知识产权审判中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研究”,《知识产权》,2018年第1期。27.袁秀挺:“专利侵权诉讼举证制度之审视与重构”,《中国发明与专利》,2018年第10期。28.高波:“电子数据偏在问题之解决—基于书证提出义务规则的思考”,《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29.刘沛泉:“我国证明妨碍法律后果之重构:以民事案例为切入点”,《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30.朱刚:“民事证明妨碍制度的比较考察及完善进路”,《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31.李大扬:“日本知识产权诉讼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及其启示”,《知识产权》,2021年第5期。32.单晓光、李文红:“数字时代德国专利法的修订新动态述评”,《知识产权》,2021年第6期。33.蒋筱熙:“证明妨碍排除规则在涉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应用”,《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12期。34.胡学军:“静水深流: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朝‘自由心证’的悄然迈进”,《南大法学》,2021年第1期。35.崔起凡:“我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诉讼保密令制度述评——兼论对大陆地区立法的启示”,《荆楚学刊》,2021年第6期。36.崔起凡:“美国知识产权诉讼保密令制度及其启示”,《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37.周翠:“举证妨碍规范的解释与完善”,《当代法学》,2022年第1期。38.吴俐、杨馥源:“认识-道德两分理论”下的举证妨碍程序建构——以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为视角”,《证据科学》,2023年第5期。39.刘晓:“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阶梯式精确性理念”,《知识产权》,2024年第4期。(三)外文参考文献1.[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2.[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3.[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版。

学科:

诉讼法学

提交日期

2025-05-26

引用参考

马颖. 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制度的适用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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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c.title
  • 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制度的适用研究
  • dc.title
  •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of Obstruction System i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 dc.contributor.schoolno
  • 20220301060780
  • dc.contributor.author
  • 马颖
  • dc.contributor.affiliation
  • 法学院
  • dc.contributor.degree
  • 硕士
  • dc.contributor.childdegree
  • 法学硕士学位
  • dc.contributor.degreeConferringInstitution
  • 西南政法大学
  • dc.identifier.year
  • 2025
  • dc.contributor.direction
  • 民事诉讼方向
  • dc.contributor.advisor
  • 李凌
  • dc.contributor.advisorAffiliation
  • 法学院
  • dc.language.iso
  • 中文
  • dc.subject
  • 证明妨碍制度,专利侵权纠纷,证明协力义务,专利侵权阶段化诉讼,知识产权保护
  • dc.subject
  • Proof Obstruction System;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Obligation of Evidence Cooperation; Multi-Stage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在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专利权人需要证明专利权属、侵权事实以及损害赔偿数额三个方面的事实。就专利权属的举证来说,专利权人需要提交专利权证书、专利登记簿副本以及专利授权公告文本,这些证据一般由专利权人自行保存并提交,实践中鲜见举证受阻情形,举证流程相对较为流畅。然而专利权人对侵权事实以及损害赔偿数额的证明往往会陷入困境。一方面,针对侵权事实的举证,证据收集难度往往会因专利权客体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差异。以方法发明专利为例,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产品专利,因其技术方案涉及一系列步骤或者程序的实施,相关证据往往留存于被诉侵权人控制的封闭性生产环境,专利权人收集侵权证据的难度会剧增。此外无论专利类型如何,法院的现场勘验作为关键取证手段,往往也会遭遇系统性阻碍。例如被诉侵权人会通过转移被诉侵权产品、篡改技术特征等手段实质性地干扰现场勘验工作的正常开展。另一方面,专利权人对损害赔偿数额的举证也面临双重困境。专利权人既难以获取被诉侵权人的财务数据等信息,同时又难以证明自身的财务数据变化与侵权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由此形成“客观不能举证”的窘境,导致专利权人在主张损害赔偿时缺乏有力的数据证据支撑,进一步陷入“赔偿难”的困局。为有效缓解专利侵权纠纷中存在的“举证难”与“赔偿难”问题,我国立法者和司法者提出要建立符合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同时建立体现专利权价值的损害赔偿制度。证明妨碍制度作为该体系的核心制度之一,立法初衷旨在通过约束和引导,促使证据持有人积极履行提供证据的义务,从而助力司法机关更全面、准确地发现案件事实。在解决专利权人“举证难”问题方面,证明妨碍制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证明妨碍制度也是当前法律框架下破解损害赔偿难题的一大利器。为了进一步释放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的效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应当全面梳理该制度的实际适用现状,深入剖析现存问题,并结合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阶段化特征,有针对性地对制度进行优化完善。本文除去引言、结语和后记,一共分为五个部分。 本文第一部分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制度的现状素描。本部分详细描述了我国证明妨碍制度的立法和司法现状。立法现状方面,专利侵权纠纷以其鲜明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区别于普通民事纠纷,因此知识产权实体法律中针对证明妨碍制度的规定与程序法中的一般性规则存在显著差异。司法现状方面,为深入探究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专利侵权纠纷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行状况,本文展开了全面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证明妨碍制度在实际适用中暴露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证明妨碍制度适用率低下,导致该制度的实际效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其二,法官在适用证明妨碍制度时,裁量尺度不一,缺乏统一标准。这种现象不仅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让当事人难以对诉讼结果形成合理预期,极大地影响了证明妨碍制度在专利侵权纠纷解决中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本文第二部分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制度的现存问题。具体而言,在我国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语境下,证明妨碍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权利人申请证明妨碍的期限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112条“举证期限届满之前”为标准,难以满足专利侵权纠纷中实践需要。其二,证明妨碍制度构成要件尚不清晰明确,包括适用主体范围、妨碍行为界定的主客观衡量维度等,导致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证明妨碍时存在较大分歧。其三,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缺乏统一性,不仅影响到制度目的的实现,还会影响到其实践效果的发生。 本文第三部分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申请期限的界定。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专利解释(二)》)还是《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知识产权证据规定》)均未明确该期限。为了使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需明文规定证明妨碍的申请期限。鉴于专利侵权纠纷阶段性的特征,侵权证据申请原则上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以便先确定侵权事实。而专利损害赔偿数额证据的申请期限,可在法院经初步庭审形成侵权心证后适当后延。 本文第四部分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构成要件的明晰。其一,扩展证明妨碍制度适用主体范围至非当事人主体,不仅满足专利权人维权需要,也符合证据协力义务的逻辑。其二,在主观方面统合故意与过失两个要件,同时在客观方面厘清证据关联性大小。明确只有当妨碍行为人违反证明协力义务的行为致使权利人证明困难,被妨碍的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不可替代性时才有启动证明妨碍的必要性。其三,对《专利法》以及《专利解释(二)》中规定的“尽力举证”以及“初步证据”要件内涵进行厘清,在证明妨碍制度的框架下,这些内容应当被“妨碍行为人实施的证明妨碍行为造成事实真伪不明”这一要件所涵盖。 本文第五部分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规范。为充分发挥证明妨碍制度效能,应当事先将风险如何分配交由法律予以明确。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从功能上应当被区分为制裁和救济两方面,公法层面包括罚款、拘留等制裁措施。私法层面,相较于降低证明标准说和自由心证说,推定主张成立说更契合专利侵权纠纷司法实践需求,应作为私法救济的选择。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patentees need to prove three factual aspects: patent ownership, infringement acts, and the amount of damages. Regarding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patent ownership, patentee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 patent certificate, a copy of the patent register, and the authorized patent publication text. These pieces of evidence are generally self-maintained and submitted by the patentee, and in practice, there are rarely obstacles to evidence submission, making the evidentiary process relatively smooth. However, patentees often face difficulties in proving infringement acts and the amount of damages. On the one hand, for proving infringement acts, the difficulty of evidence collection varies significantly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patent. Taking method invention patents as an example, compared to utility model patents or design patents, the technical solutions invol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eries of steps or procedures, and relevant evidence is often retained within the closed production environment controlled by the alleged infringer. This drastically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for patentees to collect infringement evidence. Additionally, regardless of the patent type, on-site inspections by courts—a crucial evidence-gathering method—often encounter systematic obstructions. Alleged infringers may substantially interfere with inspections by relocating infringing products or altering technical features, disrupting normal proceedings. On the other hand, patentees face dual challenges in proving the amount of damages. They struggle to obtain financial data from alleged infringers and to demonstrate a direct causal link between their own financial data changes and the infringement acts. This results in an “objective inability to provide evidence” leaving patentees without robust data to support their damage claims and further entrenching the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compensation”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evidentiary challenges”and “compensation difficulties” i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Chinese legislators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propose establishing litigation evidence rules tailor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 infringement cases and a damages compensation system that reflects the value of patents. The evidence obstruction system, as a core evidentiary rule, aims to compel evidence holders to actively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 to provide evidence through constraints and guidance, thereby assisting judicial bodies in uncovering case facts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The evidence obstruction system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resolving patentees’ “evidentiary challenges” and is also a key tool for addressing compensation difficulties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To further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vidence obstruction system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of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and fully realize its intended value,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system’s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identify existing issues, and optimize the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phased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 infringement cases.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ex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conclusion, and postscript.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a sketch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oof obstruction system i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in China. This section details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status of China’s evidence obstruction system. Legislatively,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with their distinct technical and complex nature, differ from ordinary civil disputes. Consequently, the provisions on the evidence obstruction system in substan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significantly diverge from general rules in procedural law. Judicially, to explore the system’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this article conduct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critical issues: First, the low application rate of the evidence obstruction system limits its effectiveness.Second, inconsistent judicial discretion in applying the system undermines judicial authority and fairness, while also creating unpredictability for parties, reducing its practicality in resolving patent disputes.The second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proof obstruction system i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in China. Specifically,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proof obstruction system i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in China include: First. The deadline for rights holders to apply for evidence obstruction remains unclear. Using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evidence submission period”under Article 112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nterpret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hereinafter “Civil Procedure Interpretation”)fails to meet practical needs in patent disputes. Second.Ambiguities persist regarding the scope of applicable subjects, subjective/objective criteria for defining obstruction acts, and judicial inconsistency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cts constitute evidence obstruction.. Third.The lack of uniformity in legal effects hinders the system’s objectives and practical efficacy.The third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the application period for proof obstruction i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in China.Neither the Patent Law, the Interpretation (II)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Patent Infringement Cases (hereinafter “Patent Interpretation II” ), nor the Provisions on Evidenc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ivil Litigation specify this deadline. To ensure the system’s functionality, clear deadlines must be established. Given the phased nature of patent disputes, applications for infringement evidence should generally be submitted before the evidence deadline to confirm infringement acts. Applications for damages evidence may be appropriately delayed after courts form preliminary judgments on infringement through initial hearings.The fourth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about clarifying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proof obstruction i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in China. Firstly, extending the system to non-litigants aligns with patentees’ needs and the logic of evidence cooperation obligations. Secondly, integrating intentional and negligent obstruction as subjective requirements, while clarifying evidence relevance as an objective threshold. The system should apply only when obstructed evidence is irreplaceable for proving facts and obstruction causes evidentiary difficulties. Thirdly, Under the evidence obstruction framework, these concepts should be subsumed under the requirement that “obstruction renders facts unclear”.The fifth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about standardizing the legal effect of proof obstruction i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in China. To maximize the system’s efficacy, legal risk allocation must be predefined. Legal consequences should be functionally divided into sanctions (e.g., fines, detention under public law) and remedies. For private law remedies, the “presumption of claim validity” doctrine better aligns with patent litigation needs compared to “lowered evidentiary standards”or “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making it the preferred approach.
  • dc.date.issued
  • 2025-05-26
  • dc.date.oralDefense
  • 2025-05-10
  • dc.relation.citedreferences
  • (一)著作类1.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樊崇义:《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3.占善刚:《证据协力义务之比较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4.包冰锋:《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5.张保生:《证据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二)论文类1.何家弘:”从司法证明模式的历史沿革看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法学家》,2005年第4期。2.奚玮、余茂玉:“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河北法学》,2007年第3期。3.杨瑞:“论民事证明妨碍及其排除”,《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4.廖志刚:“论专利侵权诉讼证据制度”,《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5.占善刚:“证据协力义务之比较法分析”,《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6.占善刚:“证明妨害论——以德国法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7.毕玉谦:“关于创设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基本视野”,《证据科学》,2010年第5期。8.胡学军:“具体举证责任视角下举证妨碍理论与制度的重构”,《证据科学》,2013年第6期。9.吴汉东:“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过错责任推定与赔偿数额认定——以举证责任规则为视角”,《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10.胡学军:“前进抑或倒退:事案阐明义务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法学论坛》,2014年第5期。11.胡学军:“分合之道:两种方法发明专利侵权举证责任规则变迁评析”,《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12.庞小菊、徐英倩:“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13.宋建宝:“举证妨碍制度在专利侵权案件中的具体适用”,《人民司法》,2015年第1期。14.马龙:“论德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以德国联邦法院的判例为考察对象”,《证据科学》,2015年第6期。15.赵信会:“美国证明妨碍推定的理论与实践”,《证据科学》,2015年第4期。16.宋汉林:“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技术事实认定——兼论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技术调查官制度”,《西部法学评论》,2015年第5期。17.刘晓:“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中证明妨碍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证据科学》,2016年第5期。18.李磊:“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及借鉴意义”,《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19.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基础与司法裁判规则”,《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20.周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证据科学》,2018年第1期2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知识产权诉讼中防范商业秘密泄露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18年第9期。22.何培育、蒋启蒙:“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认定的证明责任分配”,《知识产权》,2018年第7期。23.李军:“美国专利侵权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荆楚学刊》,2018年第5期。24.程书锋、佘朝阳:“论证明妨碍制度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适用与完善”,《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7期。25.胡晶晶:“德国法中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以德国《专利法》第139条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为中心”,《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26.陈存敬、仪军:“知识产权审判中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研究”,《知识产权》,2018年第1期。27.袁秀挺:“专利侵权诉讼举证制度之审视与重构”,《中国发明与专利》,2018年第10期。28.高波:“电子数据偏在问题之解决—基于书证提出义务规则的思考”,《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29.刘沛泉:“我国证明妨碍法律后果之重构:以民事案例为切入点”,《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30.朱刚:“民事证明妨碍制度的比较考察及完善进路”,《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31.李大扬:“日本知识产权诉讼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及其启示”,《知识产权》,2021年第5期。32.单晓光、李文红:“数字时代德国专利法的修订新动态述评”,《知识产权》,2021年第6期。33.蒋筱熙:“证明妨碍排除规则在涉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应用”,《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12期。34.胡学军:“静水深流: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朝‘自由心证’的悄然迈进”,《南大法学》,2021年第1期。35.崔起凡:“我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诉讼保密令制度述评——兼论对大陆地区立法的启示”,《荆楚学刊》,2021年第6期。36.崔起凡:“美国知识产权诉讼保密令制度及其启示”,《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37.周翠:“举证妨碍规范的解释与完善”,《当代法学》,2022年第1期。38.吴俐、杨馥源:“认识-道德两分理论”下的举证妨碍程序建构——以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为视角”,《证据科学》,2023年第5期。39.刘晓:“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阶梯式精确性理念”,《知识产权》,2024年第4期。(三)外文参考文献1.[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2.[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3.[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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