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执行之诉研究

Research on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Law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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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院系：

法学院

作者：

江润民

导师：

朱福勇

导师单位：

人工智能法学院（应用法学院）

学位：

博士

语种：

中文

关键词：

许可执行之诉;正当性;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理由

摘要：

司法实践中，对执行债权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债务人被执行机关裁定驳回后的救济，采用“复议”+“执行异议之诉”的二元模式，有减损执行债权人程序权利之虞，饱受学界诟病。对此，学界主要提出重塑执行债务人变更、追加之范围，抑或优化现有救济模式等观点予以应对，难以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因救济方式之缺陷所带来的复杂问题。为保障执行债权人合法权益，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均设立了许可执行之诉抑或执行文付与之诉予以应对。故而，如何在保持本土执行制度优势的前提下，同时化解现实问题，已成为当前完善执行救济体系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缓解司法实践中，救济方式缺陷引发的症疾，建议构建本土化的许可执行之诉制度。如此一来，不仅能够为执行债权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债务人不能之后的救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并且深化了对保障执行债权人程序权利的认识，为完善我国执行救济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除绪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 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引入。司法实践中，对执行债权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债务人被执行机关裁定驳回后的救济，采用“复议”+“执行异议之诉”的二元模式，存在救济方式失当、救济范围窄仄、形式审查虚化辩论权等问题，导致执行效率与公正失衡，亟待引入许可执行之诉以弥补制度漏洞。许可执行之诉旨在通过诉讼程序确认被申请人是否属为执行力所及之主体，其性质应界定为确认之诉。在必要性维度，许可执行之诉以实体争议诉讼化解决为路径，突破“审执合一”窠臼，契合审执分离改革趋势，是破解“执行难”问题的现实需求，也是保障执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必然选择，并且能够满足民事强制执行制度的内在需求。在可行性维度，在司法实践中执行当事人变更、追加救济之经验的积累下，许可执行之诉能够获得现有诉讼标的理论、诉讼要件理论以及既判力理论等民事诉讼理论的支持，并且能够与其他民事执行制度相衔接。第二章 许可执行之诉的法理基础。许可执行之诉核心作用在于平衡执行效率与程序公正。保障执行依据的合法与有效要求执行主体严格依据生效文书确定，执行标的需明确区分责任财产与执行标的物，责任财产的恒定性原则确保执行客体范围的稳定性。维护执行程序的正当与权威体现为诉权对执行权的双重制约：诉权通过程序参与权与听审请求权限制公权力滥用，执行请求权则通过法定审查标准限定执行力扩张边界，强调第三人实体权利保障与实体法秩序的协调。实现执行效率与公正的平衡需衔接略式审查与实质审查机制，既允许通过形式审查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以提高债权实现效率，又以诉讼程序等实质审查填补程序疏漏，避免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侵害。保障当事人程序参与权通过程序利益保护机制实现，执行债权人可通过许可执行之诉补充执行依据，被申请人则依托反对许可执行之诉主张抗辩，确保略式程序与实质审查的动态互补。第三章 许可执行之诉的当事人。许可执行之诉中当事人的确定标准涉及多重理论学说。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适格说，注重实质正义与程序正当性平衡，强调当事人适格需以确认利益为基准，即对法律关系确认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原告适格须满足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理论下的双重要件。被告适格则聚焦于执行力扩张至执行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但理论争议集中于被告范围是否包含原执行债务人。当事人诉讼资格以诉讼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为要件。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分为取效性行为与与效性行为，其评价依次从成立、有效、合法至有理由四层次展开。申请与主张作为核心诉讼行为，需区分法律主张与事实主张，并明确否认与抗辩的不同举证责任规则，抗辩方须就其主张承担证明义务。执行债权人变更或追加之诉的提起条件严格，第三人被驳回申请后需通过另行诉讼确认实体权利关系，方可具备适格诉讼资格。第四章 许可执行之诉的诉讼标的。在诉讼标的识别层面，通过一分肢说识别许可执行之诉的诉讼标的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并且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较为容易的被应用，即在确认之诉框架下，将诉讼标的应界定为执行力是否及于被申请人。此外，许可执行之诉兼具程序救济与实体判断的双重面向，其诉讼标的将对许可执行之诉既判力范围产生影响。许可执行之诉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应突破传统主文限制，通过既判力扩张论理论，将判决理由中对实体法律关系的判断纳入拘束范围，以防止重复诉讼并实现纠纷一次性解决。同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建议采纳“失权肯定说”，限制被申请人在败诉后另行提起异议之诉，以平衡程序保障与执行效率。第五章 许可执行之诉的诉讼理由。许可执行之诉的诉讼理由聚焦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基础与程序规制，围绕“权利义务继受”与“实体法律责任”的双重维度展开：前者严格限缩执行力扩张的适用条件，包括因继受事实产生以及基于执行担保行为。后者则主张适度扩大执行力主观范围，以应对复杂执行需求，重点论证基于合伙债务关系、为他人利益占有执行标的物、源于诉讼担当、以及滥用公司法人地位等特殊情形的扩张逻辑。第六章 许可执行之诉的程序构建。对于许可执行之诉的程序构建，我国宜以执行法院专属管辖为原则，明确许可执行之诉的适用范围涵盖确定判决、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法定执行依据，并借鉴台湾地区“前置审查—诉讼救济”的双阶模式，将执行机关裁定驳回执行债权人变更、追加执行债务人之申请被作为诉讼启动之前提，采用一般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即执行债权人对执行力及于被申请人承担证明责任，被申请人对于其提出的实体抗辩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审理程序应严格遵循普通诉讼程序，强化当事人对抗性辩论，确保执行力扩张的实体要件得到充分审查。同时，赋予执行债权人和被申请人提出上诉和申请再审的权利。

参考文献：

一、中文类参考文献（一）著作类1.[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2.[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日]竹下守夫：《日本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务研究》，刘荣军、张卫平译，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4.[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5.[美]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中白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年版。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德]弗里茨·鲍尔 霍尔夫·施蒂尔纳 亚历山大·布伦斯：《德国强制执行法》，王洪亮、郝丽燕、李云琦译，法律出版设2019年版。8.[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9.[韩]姜大成：《韩国民事执行法》，朴宗根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10.[苏]A.A.多勃罗沃夫斯基：《苏维埃民事诉讼法》，李衍译，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11.[法]让·文森·雅克·普雷沃著：《法国民事执行程序法要义——强制执行途径与分配程序》，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12.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13.江必新主编：《比较强制执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1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5.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评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16.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17.张卫平、齐树洁白主编：《德国民事诉讼法》 ，丁启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18.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19.邱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三民书局1992年版。20.邱联恭：《程序利益保护论》，三民书局2010年版。21.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2.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23.肖建国：《中国民事强制执行法专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24.肖建国：《民事执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5.肖建华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6.马登科：《案外人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27.吴光陆：《强制执行法》（修订3版），三民书局2015年版。28.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9.张登科：《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2012年版。30.陈计男：《强制执行法释论》，元照出版社2012年版。31.赖来焜：《强制执行法总论》，元照出版社2007年版。32.常廷彬：《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3.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34.谭秋桂：《民事执行原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35.刘汉富主编：《国际强制执行法律汇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36.许士宦：《执行力扩张与不动产执行》，新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37.李浩主编：《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8.张永泉：《民事之诉合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9.林剑锋：《民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40.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1.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1991年版。42.吴光陆：《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版。43.黄金龙：《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44.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45.潘剑锋：《民事诉讼法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6.丁启明：《德国民事诉讼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47.曹云吉：《日本民事诉讼法典》，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48.邱聪智、姚志明：《新订债法各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9.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下）》，三民书局1981年版。50.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财团法人台大法学基金会：《德国民法（上）—总则编、债编、物权编》，元照出版社2016年版。51.罗结珍：《法国民事执行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52.董少谋：《民事强制执行法论纲——理论与制度的深层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53.董少谋：《民事强制执行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二）论文类54.唐力：《论民事执行的正当性与程序保障——以第三人异议之诉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5期。55.马登科：《审执分离运行机制论》，载《现代法学》2019 年第4期。56.马登科：《初创与完善：对民事许可执行之诉的解读》，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57.段文波：《预决力批判与事实性证明效展开：已决事实效力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5期。58.张卫平：《判决执行力主体范围的扩张——以实体权利转让与执行权利的获得为中心》，载《现代法学》2007 年第5期。59.张卫平：《案外人异议之诉》，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60.傅郁林：《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相互塑造的角度观察》，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61.肖建国：《执行程序修订的价值共识与展望——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条款》，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62.王飞鸿、赵晋山：《民事诉讼法执行编修改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期。63.赵晋山：《赋予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2月7日。64.赵秀举：《论现代社会的民事执行危机》，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65.金殿军：《民事执行机制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66.程晓斌、杜依霖：《许可执行之诉：诉讼机理与程序展开》，载《民事程序法研究》第21辑。67.黄奕新：《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研究——以执行力争议诉讼化解决机制为中心》，载《福建法学》2007 年第2期。68.翁晓斌：《论既判力及执行力向第三人的扩张》，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 年第3期。69.魏锋：《执行当事人研究——以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70.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08年第10期。71.朱新林：《许可执行之诉探析》，载《人民司法》（应用）2015年第1期。72.许世宦：《既判力及于言辞辩论终结后从原告受让系争物之第三人》，载《月旦法学杂志》2011年第181期。73.江伟、常廷彬：《论已确认事实的预决力》，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74.陈灵娴：《许可执行之诉：强制执行程序中当事人适格之救济》，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6期.75.谭秋桂：《论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构建》，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76.谭兆强：《论被执行主体之扩张》，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期。77.杜江涌：《遗产债务清偿制度的解读与重塑》，载《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9年第3期。78.王冲：《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79.赵信会：《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内部冲突与制衡》，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5期。80.钱国成：《合伙财产与合伙债务》，载《法令月刊》1971年第22卷第12期。81.刘召成：《德国法上民事合伙部分权利能力理论及其借鉴》，载《政治与法律》2012第9期。82.王千维：《论可分债务、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上）》，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02年第7期。83.沈冠伶：《非法人团体之当事人能力、当事人适格及其判决效力——交错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问题》，载《政大法学评论》2011年第120期。84.沈冠伶：《涉及非法人团体之当事人适格及诉讼担当》，载《台湾法学杂志》2009年第141期。85.许士宦：《合伙人之补充性给付与执行力之扩张-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七四号判决及七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三六九号判决之评释》，载《台湾法学杂志》2001年第28期。86.许士宦：《合伙所受裁判之效力不及于已退伙之合伙人（上）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28号判决评释》，载《台湾法学杂志》2013年第219期。87.刘育林：《变更与追加被执行人义务主体的类型和法律适用》，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7期。88.肖建国：《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的救济制度研究——基于德、日、韩执行文制度的比较研究》，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7期。89.肖建国：《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的程序研究 基于德、日、韩执行文制度的比较研究》，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9期。90.陶婷：《执行文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91.向国慧：《论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西南政法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二、外文类参考文献（一）著作类92.[日]竹下守夫：《民事执行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斐阁1990年版。93.[日]兼子一：《强制执行法》（下），弘文堂1955年版。94.[日]香川保一等：《注释民事执行法（第二卷）》，金融财政事情研究会1985年版。95.[日]三月章：《民事执行法》，弘文堂1981年版。96.[日]三月章：《執行に對する救濟》，载《民事诉讼法学会》：《民事诉讼法讲座》（第四卷），有斐阁1956年版。97.[日]上野太男：《既判力の主観的範囲に関する一考》，関法第四一卷第三号。98.[日]上原敏夫、长谷部由起子、山本河彦编，《民事执行·保全判例百选》，ジュリスト别册2012版。99.[日]中野贞一郎：《民事执行法》，青林书院2006年版。100.[日]铃木忠一、三月章编集：《注解民事执行法（1）》，第一法规出版社1984年版。101.[日]松村和德：《民事执行救济制度论》，成文堂1998年版。102.[韩]方顺元、金光年：《民事诉讼法（下）》，韩国司法行政学会1993年版。103.[韩]郑东润、庾炳贤、金庆旭：《民事诉讼法（第5版）》，法文社2016年版。（二）论文类104.[日]吉村德重：《执行力の主観的范囲》，新堂幸司、竹下守夫编，《基本判例から见た民事执行法》，有斐阁1983年版。105.[日]新堂幸司：《诉讼当事者から登记を得た者の地位》，《诉讼物と争点効》（上），有斐阁1988版。106.[日]中野贞一郎：《弁论终结后の承継人—実质说と形式说》，《民事诉讼法の论点Ⅰ》，判例タイムズ社1994年版。107.Henssler、Strohn、Kilian,Gesellschaftsrecht, 5. Auflage 2021.108.Staudingers、Habermeier, Kommentar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2003.

学科：

诉讼法学

提交日期：

2025-05-25

引用参考：

江润民. 许可执行之诉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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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c.title
  • 许可执行之诉研究
  • dc.title
  • Research on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Lawsuit
  • dc.contributor.schoolno
  • B2020030106070
  • dc.contributor.author
  • 江润民
  • dc.contributor.affiliation
  • 法学院
  • dc.contributor.degree
  • 博士
  • dc.contributor.childdegree
  • 法学博士学位
  • dc.contributor.degreeConferringInstitution
  • 西南政法大学
  • dc.identifier.year
  • 2025
  • dc.contributor.direction
  • 民事诉讼法学
  • dc.contributor.advisor
  • 朱福勇
  • dc.contributor.advisorAffiliation
  • 人工智能法学院（应用法学院）
  • dc.language.iso
  • 中文
  • dc.subject
  • 许可执行之诉,正当性,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理由
  • dc.subject
  • Keywords: Action for Authorization of Enforcement; Legitimacy; Parties; Subject Matter of the Action; Cause of Action.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司法实践中，对执行债权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债务人被执行机关裁定驳回后的救济，采用“复议”+“执行异议之诉”的二元模式，有减损执行债权人程序权利之虞，饱受学界诟病。对此，学界主要提出重塑执行债务人变更、追加之范围，抑或优化现有救济模式等观点予以应对，难以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因救济方式之缺陷所带来的复杂问题。为保障执行债权人合法权益，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均设立了许可执行之诉抑或执行文付与之诉予以应对。故而，如何在保持本土执行制度优势的前提下，同时化解现实问题，已成为当前完善执行救济体系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缓解司法实践中，救济方式缺陷引发的症疾，建议构建本土化的许可执行之诉制度。如此一来，不仅能够为执行债权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债务人不能之后的救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并且深化了对保障执行债权人程序权利的认识，为完善我国执行救济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除绪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 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引入。司法实践中，对执行债权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债务人被执行机关裁定驳回后的救济，采用“复议”+“执行异议之诉”的二元模式，存在救济方式失当、救济范围窄仄、形式审查虚化辩论权等问题，导致执行效率与公正失衡，亟待引入许可执行之诉以弥补制度漏洞。许可执行之诉旨在通过诉讼程序确认被申请人是否属为执行力所及之主体，其性质应界定为确认之诉。在必要性维度，许可执行之诉以实体争议诉讼化解决为路径，突破“审执合一”窠臼，契合审执分离改革趋势，是破解“执行难”问题的现实需求，也是保障执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必然选择，并且能够满足民事强制执行制度的内在需求。在可行性维度，在司法实践中执行当事人变更、追加救济之经验的积累下，许可执行之诉能够获得现有诉讼标的理论、诉讼要件理论以及既判力理论等民事诉讼理论的支持，并且能够与其他民事执行制度相衔接。第二章 许可执行之诉的法理基础。许可执行之诉核心作用在于平衡执行效率与程序公正。保障执行依据的合法与有效要求执行主体严格依据生效文书确定，执行标的需明确区分责任财产与执行标的物，责任财产的恒定性原则确保执行客体范围的稳定性。维护执行程序的正当与权威体现为诉权对执行权的双重制约：诉权通过程序参与权与听审请求权限制公权力滥用，执行请求权则通过法定审查标准限定执行力扩张边界，强调第三人实体权利保障与实体法秩序的协调。实现执行效率与公正的平衡需衔接略式审查与实质审查机制，既允许通过形式审查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以提高债权实现效率，又以诉讼程序等实质审查填补程序疏漏，避免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侵害。保障当事人程序参与权通过程序利益保护机制实现，执行债权人可通过许可执行之诉补充执行依据，被申请人则依托反对许可执行之诉主张抗辩，确保略式程序与实质审查的动态互补。第三章 许可执行之诉的当事人。许可执行之诉中当事人的确定标准涉及多重理论学说。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适格说，注重实质正义与程序正当性平衡，强调当事人适格需以确认利益为基准，即对法律关系确认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原告适格须满足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理论下的双重要件。被告适格则聚焦于执行力扩张至执行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但理论争议集中于被告范围是否包含原执行债务人。当事人诉讼资格以诉讼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为要件。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分为取效性行为与与效性行为，其评价依次从成立、有效、合法至有理由四层次展开。申请与主张作为核心诉讼行为，需区分法律主张与事实主张，并明确否认与抗辩的不同举证责任规则，抗辩方须就其主张承担证明义务。执行债权人变更或追加之诉的提起条件严格，第三人被驳回申请后需通过另行诉讼确认实体权利关系，方可具备适格诉讼资格。第四章 许可执行之诉的诉讼标的。在诉讼标的识别层面，通过一分肢说识别许可执行之诉的诉讼标的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并且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较为容易的被应用，即在确认之诉框架下，将诉讼标的应界定为执行力是否及于被申请人。此外，许可执行之诉兼具程序救济与实体判断的双重面向，其诉讼标的将对许可执行之诉既判力范围产生影响。许可执行之诉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应突破传统主文限制，通过既判力扩张论理论，将判决理由中对实体法律关系的判断纳入拘束范围，以防止重复诉讼并实现纠纷一次性解决。同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建议采纳“失权肯定说”，限制被申请人在败诉后另行提起异议之诉，以平衡程序保障与执行效率。第五章 许可执行之诉的诉讼理由。许可执行之诉的诉讼理由聚焦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基础与程序规制，围绕“权利义务继受”与“实体法律责任”的双重维度展开：前者严格限缩执行力扩张的适用条件，包括因继受事实产生以及基于执行担保行为。后者则主张适度扩大执行力主观范围，以应对复杂执行需求，重点论证基于合伙债务关系、为他人利益占有执行标的物、源于诉讼担当、以及滥用公司法人地位等特殊情形的扩张逻辑。第六章 许可执行之诉的程序构建。对于许可执行之诉的程序构建，我国宜以执行法院专属管辖为原则，明确许可执行之诉的适用范围涵盖确定判决、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法定执行依据，并借鉴台湾地区“前置审查—诉讼救济”的双阶模式，将执行机关裁定驳回执行债权人变更、追加执行债务人之申请被作为诉讼启动之前提，采用一般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即执行债权人对执行力及于被申请人承担证明责任，被申请人对于其提出的实体抗辩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审理程序应严格遵循普通诉讼程序，强化当事人对抗性辩论，确保执行力扩张的实体要件得到充分审查。同时，赋予执行债权人和被申请人提出上诉和申请再审的权利。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In judicial practice, China’s dual-track relief mechanism of "reconsideration" and "execution objection lawsuit" for execution creditors whose applications to alter or add execution debtors have been rejected by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has long faced academic criticism, as it risks impairing creditors’procedural rights. Whil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solutions such as redefining the scope of debtor modification/addition or optimizing existing relief mechanisms, these approaches fail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complex issues arising from defective relief methods in practice. Notably, jurisdictions like Germany, Japan, and Taiwan region have established specialized litigation systems such as "permissive execution lawsuits" or "execution document authorization lawsuits" to safeguard creditors’ legitimate rights. Therefore, balancing the preservation of China’s existing enforcement system strengths with resolving practical challenges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iority in improving the execution relief framework. To address the systemic flaws in current relief mechanisms, this paper advocates establishing a localized permissive execution lawsuit system. Such reform would not only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reditors’ post-rejection relief but als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procedural rights protection, offering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hancing China’s execution relief system.Beyond the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into six chapters: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of the Permit to Enforce Action in China.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current dual model of "reconsideration" and "action for objection to enforcement" for the relief of enforcement creditors whose applications for changing or adding enforcement debtors are rejected by the enforcement authority has problems such as inappropriate relief methods, narrow relief scope, and the virtu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debate in the form of review. This leads to an imbalance between enforcement efficiency and justice, and it is urgent to introduce the permit to enforce action to fill the institutional gap. The permit to enforce action aims to determine through litigation whether the respondent is a subject within the scope of enforcement power. Its nature should be defined as a declaratory action. In terms of necessity, the permit to enforce action takes the path of resolving substantive disputes through litigation, break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rial and enforcement" stereotype,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the separation of trial and enforcement reform, and is a practical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enforcement", as well a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nforcement parties. It can also meet the internal needs of the civil enforcement system. In terms of feasibility, based on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in the relief of enforcement parties' changes and addition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permit to enforce action can obtain the support of existing civil litigation theories such as the theory of litigation subject matter, the theory of litigation requirements, and the theory of res judicata, and can also be connected with other civil enforcement systems.Chapter Two: The Legal Basis of the Action for Execution Permission. The core function of the action for execution permission lies in balancing execution efficiency and procedural justice. Ensuring the lega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execution basis requires the execution subject to strictly follow the effective documents to determine, and the execution target needs to clearly distinguish between liability property and execution subject matter. The principle of constancy of liability property ensures the stability of the scope of the execution object. Maintaining the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of the execution procedure is reflected in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the right to sue on the execution power: the right to sue restricts the abuse of public power through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dure and the right to request a hearing, while the right to request execution limits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execution power through the legal review standards, emphasiz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substantive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nd the coordination with the substantive legal order.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execution efficiency and justice, it is necessary to connect the summary review and substantive review mechanisms, allow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subjective scope of execution power through formal revie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alizing creditor's rights, while filling procedural loopholes through substantive reviews such as litigation procedures to avoid infringement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ird parti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parties' procedural participation rights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procedural interest protection mechanism. Execution creditors can supplement the execution basis through the action for execution permission, while the respondents can assert their defenses through the action against execution permission, ensuring the dynamic complementarity of summary procedures and substantive reviews.Chapter Three: The determination of parties in an enforcement permission lawsuit involves multiple theoretical doctrines. Judicial practice in China tends to prioritize the "qualification doctrine," balancing substantive justice and procedural legitimacy, emphasizing that party qualification must be based on "confirmatory interest"—i.e., a legal stake in affirming the disputed legal relationship. For plaintiffs to qualify, dual criteria under the theory of subjective scope expansion of enforceability must be met, encompassing both the original creditor’s status and the substantive dependency of successor creditors. Defendant qualification focuses on extending enforceability to third parties beyond the original debtor, though theoretical disputes persist on whether the original debtor should be included.Party litigation capacity requires both procedural rights capacity and procedural. Litigation acts are categorized as "effect-seeking acts" (requiring court intervention) and "autonomous effect acts" (self-validating), evaluated through four stages: formation, validity, legality, and reasonableness. Core procedural acts, such as claims and defenses, necessitate distinguishing legal assertions from factual assertions, with clear rules on burden of proof: the party raising a defense must substantiate their claims.Strict conditions govern lawsuits to change or add creditors. Third parties denied such requests must initiate separate litigation to confirm substantive rights before gaining standing. Disputes over defendant qualification often center on whether the original debtor remains a valid defendant, as expanding enforceability to third parties aims to broaden recoverable assets. Meanwhile, procedural acts are evaluated hierarchically, with defects remediable unless irreparable. The rigid distinction between denial and defense reflects differing evidentiary responsibilities, ensuring procedural fairness while balancing efficiency in enforcement.Chapter Four: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Action for Permission to Execute. At the level of identifying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action, the one-limb theory can theoretically justify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action for permission to execute and can be more easily applied in judicial practice. That i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declaratory action,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action should be defined as whether the enforceability extends to the respondent. In addition, the action for permission to execute has a dual aspect of procedural relief and substantive judgment, and its subject matter will affect the scope of res judicata in the action for permission to execute. The objective scope of res judicata in the judgment of the action for permission to execute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limitation of the main text. Through the theory of res judicata expansion, the judgment on substantive legal relations in the reasoning part of the judgmen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binding scope to prevent repeated litigation and achieve one-tim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t the same time, in light of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it is recommended to adopt the "affirmative theory of loss of rights" to restrict the respondent from filing a separate objection lawsuit after losing the case, so as to balance procedural protection and execution efficiency.Chapter Five: Grounds for Litigation in Enforcement Permission Suits. The grounds for litigation in enforcement permission suits focus on the legitimacy basis and procedural regula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subjective scope of enforceability, revolving around the dual dimensions of "success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substantive legal liability": the former strictly limits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xpansion of enforceability, including those arising from succession facts and based on enforcement guarantee actions. The latter advocates for a moderate expansion of the subjective scope of enforceability to address complex enforcement needs, with a focus on arguing the expansion logic based on partnership debt relationships, possession of enforcement subject matter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derived from litig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abuse of corporate legal personality, among other special circumstances.Chapter Six: Proced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Action for Permission to Execute. Regarding the proced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action for permission to execute, it is advisable for our country to adopt the principle of exclusive jurisdiction by the execution court.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action for permission to execute should clearly cover legally enforceable bases such as final judgments, arbitral awards, and notarised creditor documents. Drawing on the two-tier model of "preliminary review—litigation relief" from the Taiwan region, the rejection of the execution creditor’s application for the alteration or addition of the execution debtor by the execution authority should be a prerequisite for initiating litigation. The general rules of burden of proof should be applied, meaning the execution creditor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regarding the enforceability against the respondent, while the responde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any substantive defence facts they raise. The trial procedure should strictly follow ordinary litigation procedures, enhancing adversarial debate between the parties to ensure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substantive requirements for the expansion of enforce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both the execution creditor and the respondent should be granted the right to appeal and apply for retrial.
  • dc.date.issued
  • 2025-05-25
  • dc.date.oralDefense
  • 2025-05-11
  • dc.relation.citedreferences
  • 一、中文类参考文献（一）著作类1.[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2.[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日]竹下守夫：《日本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务研究》，刘荣军、张卫平译，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4.[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5.[美]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中白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年版。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德]弗里茨·鲍尔 霍尔夫·施蒂尔纳 亚历山大·布伦斯：《德国强制执行法》，王洪亮、郝丽燕、李云琦译，法律出版设2019年版。8.[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9.[韩]姜大成：《韩国民事执行法》，朴宗根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10.[苏]A.A.多勃罗沃夫斯基：《苏维埃民事诉讼法》，李衍译，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11.[法]让·文森·雅克·普雷沃著：《法国民事执行程序法要义——强制执行途径与分配程序》，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12.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13.江必新主编：《比较强制执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1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5.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评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16.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17.张卫平、齐树洁白主编：《德国民事诉讼法》 ，丁启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18.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19.邱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三民书局1992年版。20.邱联恭：《程序利益保护论》，三民书局2010年版。21.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2.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23.肖建国：《中国民事强制执行法专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24.肖建国：《民事执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5.肖建华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6.马登科：《案外人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27.吴光陆：《强制执行法》（修订3版），三民书局2015年版。28.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9.张登科：《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2012年版。30.陈计男：《强制执行法释论》，元照出版社2012年版。31.赖来焜：《强制执行法总论》，元照出版社2007年版。32.常廷彬：《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3.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34.谭秋桂：《民事执行原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35.刘汉富主编：《国际强制执行法律汇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36.许士宦：《执行力扩张与不动产执行》，新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37.李浩主编：《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8.张永泉：《民事之诉合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9.林剑锋：《民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40.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1.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1991年版。42.吴光陆：《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版。43.黄金龙：《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44.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45.潘剑锋：《民事诉讼法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6.丁启明：《德国民事诉讼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47.曹云吉：《日本民事诉讼法典》，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48.邱聪智、姚志明：《新订债法各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9.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下）》，三民书局1981年版。50.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财团法人台大法学基金会：《德国民法（上）—总则编、债编、物权编》，元照出版社2016年版。51.罗结珍：《法国民事执行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52.董少谋：《民事强制执行法论纲——理论与制度的深层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53.董少谋：《民事强制执行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二）论文类54.唐力：《论民事执行的正当性与程序保障——以第三人异议之诉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5期。55.马登科：《审执分离运行机制论》，载《现代法学》2019 年第4期。56.马登科：《初创与完善：对民事许可执行之诉的解读》，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57.段文波：《预决力批判与事实性证明效展开：已决事实效力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5期。58.张卫平：《判决执行力主体范围的扩张——以实体权利转让与执行权利的获得为中心》，载《现代法学》2007 年第5期。59.张卫平：《案外人异议之诉》，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60.傅郁林：《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相互塑造的角度观察》，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61.肖建国：《执行程序修订的价值共识与展望——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条款》，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62.王飞鸿、赵晋山：《民事诉讼法执行编修改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期。63.赵晋山：《赋予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2月7日。64.赵秀举：《论现代社会的民事执行危机》，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65.金殿军：《民事执行机制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66.程晓斌、杜依霖：《许可执行之诉：诉讼机理与程序展开》，载《民事程序法研究》第21辑。67.黄奕新：《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研究——以执行力争议诉讼化解决机制为中心》，载《福建法学》2007 年第2期。68.翁晓斌：《论既判力及执行力向第三人的扩张》，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 年第3期。69.魏锋：《执行当事人研究——以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70.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08年第10期。71.朱新林：《许可执行之诉探析》，载《人民司法》（应用）2015年第1期。72.许世宦：《既判力及于言辞辩论终结后从原告受让系争物之第三人》，载《月旦法学杂志》2011年第181期。73.江伟、常廷彬：《论已确认事实的预决力》，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74.陈灵娴：《许可执行之诉：强制执行程序中当事人适格之救济》，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6期.75.谭秋桂：《论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构建》，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76.谭兆强：《论被执行主体之扩张》，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期。77.杜江涌：《遗产债务清偿制度的解读与重塑》，载《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9年第3期。78.王冲：《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79.赵信会：《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内部冲突与制衡》，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5期。80.钱国成：《合伙财产与合伙债务》，载《法令月刊》1971年第22卷第12期。81.刘召成：《德国法上民事合伙部分权利能力理论及其借鉴》，载《政治与法律》2012第9期。82.王千维：《论可分债务、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上）》，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02年第7期。83.沈冠伶：《非法人团体之当事人能力、当事人适格及其判决效力——交错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问题》，载《政大法学评论》2011年第120期。84.沈冠伶：《涉及非法人团体之当事人适格及诉讼担当》，载《台湾法学杂志》2009年第141期。85.许士宦：《合伙人之补充性给付与执行力之扩张-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七四号判决及七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三六九号判决之评释》，载《台湾法学杂志》2001年第28期。86.许士宦：《合伙所受裁判之效力不及于已退伙之合伙人（上）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28号判决评释》，载《台湾法学杂志》2013年第219期。87.刘育林：《变更与追加被执行人义务主体的类型和法律适用》，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7期。88.肖建国：《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的救济制度研究——基于德、日、韩执行文制度的比较研究》，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7期。89.肖建国：《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的程序研究 基于德、日、韩执行文制度的比较研究》，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9期。90.陶婷：《执行文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91.向国慧：《论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西南政法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二、外文类参考文献（一）著作类92.[日]竹下守夫：《民事执行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斐阁1990年版。93.[日]兼子一：《强制执行法》（下），弘文堂1955年版。94.[日]香川保一等：《注释民事执行法（第二卷）》，金融财政事情研究会1985年版。95.[日]三月章：《民事执行法》，弘文堂1981年版。96.[日]三月章：《執行に對する救濟》，载《民事诉讼法学会》：《民事诉讼法讲座》（第四卷），有斐阁1956年版。97.[日]上野太男：《既判力の主観的範囲に関する一考》，関法第四一卷第三号。98.[日]上原敏夫、长谷部由起子、山本河彦编，《民事执行·保全判例百选》，ジュリスト别册2012版。99.[日]中野贞一郎：《民事执行法》，青林书院2006年版。100.[日]铃木忠一、三月章编集：《注解民事执行法（1）》，第一法规出版社1984年版。101.[日]松村和德：《民事执行救济制度论》，成文堂1998年版。102.[韩]方顺元、金光年：《民事诉讼法（下）》，韩国司法行政学会1993年版。103.[韩]郑东润、庾炳贤、金庆旭：《民事诉讼法（第5版）》，法文社2016年版。（二）论文类104.[日]吉村德重：《执行力の主観的范囲》，新堂幸司、竹下守夫编，《基本判例から见た民事执行法》，有斐阁1983年版。105.[日]新堂幸司：《诉讼当事者から登记を得た者の地位》，《诉讼物と争点効》（上），有斐阁1988版。106.[日]中野贞一郎：《弁论终结后の承継人—実质说と形式说》，《民事诉讼法の论点Ⅰ》，判例タイムズ社1994年版。107.Henssler、Strohn、Kilian,Gesellschaftsrecht, 5. Auflage 2021.108.Staudingers、Habermeier, Kommentar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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