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研究

Study on the Expanded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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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院系:

法学院

作者:

樊宇轩

导师:

李昌林

导师单位:

人权研究院(人权学院)

学位:

硕士

语种:

中文

关键词:

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适用范围;帮教考察;所附条件

摘要:

2023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把研究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为检察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有关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讨论中,适用范围是争议最大的部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先后经历了前期试点、立法正式确立、扩张适用探索三个阶段,其适用范围从并不局限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到仅适用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再到部分成年人犯罪案件和单位犯罪案件亦可适用,发生了很大变化。现行法律设定的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否合适,有无调整之需要,以及如果需要调整应当如何调整,这些都是研究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鉴此,本文拟在系统总结理论研究成果,全面掌握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对相关理论争议和实践需求进行回应,提出规范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的建议,为立法和实践提供参考。本文除引言外,共分为四部分,共约三万七千字。第一部分论述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的根据。扩张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的根据有三:一是有助于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的司法追求。不断扩大的犯罪圈和内涵日益丰富且具有牵连效果的犯罪附属后果,让不少犯了轻微罪行的人及其近亲属痛苦不堪。相对不起诉作为程序出罪的主要手段,虽然能够避免犯罪附随后果的消极影响,但是,如果大量适用,又存在失之过宽的问题。附条件不起诉能够调和二者矛盾,在“一诉到底”和“一放了之”两条路径间找到平衡点。二是有助于应对案多人少的司法形势。附条件不起诉的扩张适用,符合诉讼经济的需要,其可以加大审前分流的力度、加大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减少执行刑罚的资源耗费,使司法机关能够集中精力应对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三是契合认罪认罚从宽的司法制度。认罪认罚从宽与不起诉之间的配合有提升空间,相对不起诉和认罪认罚从宽的适配性不高,扩张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能够拓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从宽”途径。第二部分论述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的实践情况。为了弥补相对不起诉难以发挥惩治和预防功能的缺陷,实践中部分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制度的裁量框架内,优化了相对不起诉的结构,在不起诉决定作出前,为犯罪嫌疑人安排社会志愿服务等任务,并根据考核情况决定起诉与否,使得不起诉的运用从无条件走向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被创造出来,成为我国司法实践克服宽大处理治理效果不佳的制度创新。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以醉驾案件作为实践起点,在醉驾治理中取得良好效果后,许多涉嫌其它罪名的轻微刑事案件也被纳入探索范围。不过相关实践探索存在适用范围不明、适用合法性存疑的问题,亟需立法予以制度化、规范化。第三部分论述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的立法路径。重新设置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需分别考察适用对象、适用罪名、适用刑罚、悔罪表现、危险程度。在适用对象方面,将适用对象从未成年人扩张至成年人。在适用罪名方面,进行反向限制,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三类犯罪排除在外,其余罪名不进行限制。在适用刑罚方面,维持在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悔罪表现方面,以“认罪认罚”取代现有的“有悔罪表现”。在危险程度方面,将累犯、毒品再犯、有多次犯罪前科等主观恶性较深、屡教不改、社会矫正难度较大的犯罪嫌疑人排除在外。另外明确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界限,厘清二者的逻辑关系,确保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能够各司其职。第四部分论述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的配套措施。包括完善所附条件、帮教考察、决定程序。对于所附条件,一是明晰所附条件的性质,确立其性质为以特别预防为导向的特别处遇措施;二是调整所附条件的类别,将所附条件分为修复损害型、矫治预防型、程序保障型,并持续丰富矫治预防型条件内容;三是推动所附条件的内容具体化,做到法律规定更具体,司法实践适用更具针对性;四是强化所附条件约束力,对于不同程度违背所附条件的行为,设置不同惩戒措施。对于帮教考察,一是明确帮教考察主体职责,采取检察机关牵头负责、社区矫正机构为主、社会支持力量为辅的帮教考察模式;二是深化帮教考察社会支持体系,扩大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扩大社会公益机构的参与范围、扩大与专业的社工机构合作力度、增设帮教考察基地;三是灵活设置帮教考察期限,采取所附条件履行完毕,考察即完毕的模式。对于程序适用,一是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为检察裁量权的科学行使松绑解压;二是简化内部审批机制,将部分案情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决定权下放给检察官;三是完善外部监督机制,调整被害人申诉权的有关规定。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1.陈光中、[德]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主编:《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2.樊崇义、冯中华、刘建国主编:《刑事起诉与不起诉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李昌林主编:《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4.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5.苗生明、叶文胜主编:《附条件不起诉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6.孙力、王振峰主编:《不起诉实务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7.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8.宗玉琨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9.张智辉主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二、论文类10.阿不都米吉提·吾买尔:“附条件不起诉中的‘附加条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1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附条件不起诉实证研究报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12.卞建林、李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公诉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人民检察》,2019年第11期。13.蔡巍:“‘醉驾’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及完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14.陈光中、张建伟:“附条件不起诉: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人民检察》,2006年第7期。15.陈瑞华:“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现代法学》,2023年第1期。16.陈伟、郑自飞:“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问题检视与完善——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统计数据为分析样本”,《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17.陈文聪:“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6期。18.陈晓宇:“冲突与平衡: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2期。19.程晓璐:“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20.董林涛:“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的反思与完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1期。21.杜文俊、时明清:“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适用”,《东方法学》,2012年第3期。22.葛琳:“附条件不起诉之三种立法路径评析——兼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附条件不起诉之立法模式”,《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23.桂万先、李艳:“实然与应然:新刑事诉讼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检讨与展望”,《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7期。24.郭斐飞:“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2期。25.郭建龙、刘奎芬:“试论附条件不起诉之适用问题”,《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1期。26.何挺:“附条件不起诉扩大适用于成年人案件的新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4期。27.何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施状况研究”,《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28.贺江华:“检察裁量权的再配置——在‘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展开”,《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20年第6期。29.柯葛壮:“附条件不起诉中‘异议’权之保障”,《法学》,2013年第1期。30.兰跃军:“附条件不起诉再议”,《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31.李辞:“论附条件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的关系”,《法学论坛》,2014年第4期。32.李昌林、陈川陵:“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沙区模式”,《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春季卷。33.李昌林:“刑事程序法治的发展路径”,《理论探索》,2016年第1期。34.李昌林:“践行少捕慎诉慎押保障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中国实践”,《人权法学》,2022年第5期。35.梁芙蓉:“附条件不起诉听取被害人意见的功能、嬗变与体系化”,《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36.梁云宝:“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展开”,《政法论坛》,2023年第5期。37.刘浪、景孝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构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38.刘甜甜:“解构与重建:论酌定不起诉从宽的困境消解”,《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5期。39.刘学敏:“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裁量权运用之探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40.刘亚昌、王超:“论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以未成年人福利和正当程序为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41.任国强:“附条件不起诉的程序前置性”,《人民检察》,2013年第11期。42.施忠华:“认罪认罚案件中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与思考”,《中国检察官》,2021年第5期。43.宋英辉:“酌定不起诉适用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基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实证研究”,《现代法学》,2007年第1期。44.宋志军:“附条件不起诉社会支持的深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45.孙道萃:“微罪体系的构建:从依附向独立”,《政法论坛》,2023年第6期。46.万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中国式犯罪治理现代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47.王东海:“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难题与破解之道”,《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3期。48.王满生:“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实施与完善”,《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49.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50.肖萍:“暂缓起诉制度研究”,《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51.肖中华、李耀杰:“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相关制度比较”,《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52.谢登科:“集权与制衡:论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权力配置”,《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53.杨帆:“不起诉种类的边界厘定及体系重塑研究”,《东方法学》,2022年第6期。54.杨先德:“积极刑法立法下的扩大追诉现象及其司法规制”,《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6期。55.叶成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证研究——温州市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试点工作调查报告”,《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56.余沁:“论刑事诉讼的轻罪预防性治理模式——以附条件不起诉为中心”,《江淮论坛》,2024年第1期。57.张寒玉、吕卫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13年第9期。58.张继平:“论附条件不起诉的法理基础”,《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6期。59.张绍谦:“完善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思考”,《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5期。60.张友好:“功能·主体·程序: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省察”,《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61.张中剑:“检视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探讨”,《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7期。62.赵凡:“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63.郑丽萍:“附条件不起诉之进一步构建——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之思考”,《法学杂志》,2012年第9期。64.周光权:“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控制与轻罪治理策略”,《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65.自正法:“附条件不起诉运作的实证考察与优化路径”,《理论探索》,2020年第6期。66.左卫民:“通过试点与实践推进制度创新——以L县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的试点为样本”,《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学科:

诉讼法学

提交日期

2025-05-25

引用参考

樊宇轩. 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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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c.title
  • 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研究
  • dc.title
  • Study on the Expanded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 dc.contributor.schoolno
  • 20220301060715
  • dc.contributor.author
  • 樊宇轩
  • dc.contributor.affiliation
  • 法学院
  • dc.contributor.degree
  • 硕士
  • dc.contributor.childdegree
  • 法学硕士学位
  • dc.contributor.degreeConferringInstitution
  • 西南政法大学
  • dc.identifier.year
  • 2025
  • dc.contributor.direction
  • 刑事诉讼法学
  • dc.contributor.advisor
  • 李昌林
  • dc.contributor.advisorAffiliation
  • 人权研究院(人权学院)
  • dc.language.iso
  • 中文
  • dc.subject
  • 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适用范围,帮教考察,所附条件
  • dc.subject
  •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Expansion of application; Scope of application; Educational visits; Conditions attached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2023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把研究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为检察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有关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讨论中,适用范围是争议最大的部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先后经历了前期试点、立法正式确立、扩张适用探索三个阶段,其适用范围从并不局限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到仅适用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再到部分成年人犯罪案件和单位犯罪案件亦可适用,发生了很大变化。现行法律设定的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否合适,有无调整之需要,以及如果需要调整应当如何调整,这些都是研究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鉴此,本文拟在系统总结理论研究成果,全面掌握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对相关理论争议和实践需求进行回应,提出规范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的建议,为立法和实践提供参考。本文除引言外,共分为四部分,共约三万七千字。第一部分论述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的根据。扩张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的根据有三:一是有助于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的司法追求。不断扩大的犯罪圈和内涵日益丰富且具有牵连效果的犯罪附属后果,让不少犯了轻微罪行的人及其近亲属痛苦不堪。相对不起诉作为程序出罪的主要手段,虽然能够避免犯罪附随后果的消极影响,但是,如果大量适用,又存在失之过宽的问题。附条件不起诉能够调和二者矛盾,在“一诉到底”和“一放了之”两条路径间找到平衡点。二是有助于应对案多人少的司法形势。附条件不起诉的扩张适用,符合诉讼经济的需要,其可以加大审前分流的力度、加大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减少执行刑罚的资源耗费,使司法机关能够集中精力应对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三是契合认罪认罚从宽的司法制度。认罪认罚从宽与不起诉之间的配合有提升空间,相对不起诉和认罪认罚从宽的适配性不高,扩张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能够拓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从宽”途径。第二部分论述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的实践情况。为了弥补相对不起诉难以发挥惩治和预防功能的缺陷,实践中部分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制度的裁量框架内,优化了相对不起诉的结构,在不起诉决定作出前,为犯罪嫌疑人安排社会志愿服务等任务,并根据考核情况决定起诉与否,使得不起诉的运用从无条件走向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被创造出来,成为我国司法实践克服宽大处理治理效果不佳的制度创新。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以醉驾案件作为实践起点,在醉驾治理中取得良好效果后,许多涉嫌其它罪名的轻微刑事案件也被纳入探索范围。不过相关实践探索存在适用范围不明、适用合法性存疑的问题,亟需立法予以制度化、规范化。第三部分论述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的立法路径。重新设置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需分别考察适用对象、适用罪名、适用刑罚、悔罪表现、危险程度。在适用对象方面,将适用对象从未成年人扩张至成年人。在适用罪名方面,进行反向限制,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三类犯罪排除在外,其余罪名不进行限制。在适用刑罚方面,维持在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悔罪表现方面,以“认罪认罚”取代现有的“有悔罪表现”。在危险程度方面,将累犯、毒品再犯、有多次犯罪前科等主观恶性较深、屡教不改、社会矫正难度较大的犯罪嫌疑人排除在外。另外明确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界限,厘清二者的逻辑关系,确保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能够各司其职。第四部分论述附条件不起诉扩张适用的配套措施。包括完善所附条件、帮教考察、决定程序。对于所附条件,一是明晰所附条件的性质,确立其性质为以特别预防为导向的特别处遇措施;二是调整所附条件的类别,将所附条件分为修复损害型、矫治预防型、程序保障型,并持续丰富矫治预防型条件内容;三是推动所附条件的内容具体化,做到法律规定更具体,司法实践适用更具针对性;四是强化所附条件约束力,对于不同程度违背所附条件的行为,设置不同惩戒措施。对于帮教考察,一是明确帮教考察主体职责,采取检察机关牵头负责、社区矫正机构为主、社会支持力量为辅的帮教考察模式;二是深化帮教考察社会支持体系,扩大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扩大社会公益机构的参与范围、扩大与专业的社工机构合作力度、增设帮教考察基地;三是灵活设置帮教考察期限,采取所附条件履行完毕,考察即完毕的模式。对于程序适用,一是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为检察裁量权的科学行使松绑解压;二是简化内部审批机制,将部分案情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决定权下放给检察官;三是完善外部监督机制,调整被害人申诉权的有关规定。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The Prosecutorial Reform Work Plan for 2023-2027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n August 2023 included the study of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as one of the main tasks of prosecutorial reform.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part. The system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phases: preliminary piloting,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legisl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expansion of its application, and the scope of its application has changed considerably from not being limited to cases of juvenile offences to being applicable only to some cases of juvenile offences, and then to being applicable to some cases of crimes committed by adults and to cases of crimes committed by units. Whether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et by the existing law is appropriate,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to adjust, and if so, how to adjust,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must be answered to study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intends to systematically summaris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a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ractice,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disputes and practical needs to respond to the proposals to regulate the expan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otalling about 37,000 words.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basis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There are three bases for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first, it helps to realise the judicial pursuit of treating crime and governance simultaneously. The ever-expanding circle of crimes and the ancillary consequences of crimes with increasingly rich connotations and implicating effects have caused a lot of pain and suffering to many people who have committed minor offences and their close relatives. Although relative non-prosecution, as the main means of procedural exoneration, can avoi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rime, there is the problem of over-leniency if applied in large numbers.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can reconcil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wo, and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paths of ‘one prosecution to the end’ and ‘one release’. The second is to help deal with the judicial situation of the case.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he litigation economy, it can increase the pre-trial diversion, increase the use of social resources, redu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nalty of resource consumption, so that the judicial organs can focus on dealing with major complex criminal cases. Thirdly, it is in line with the judicial system of leniency in plea bargaining.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plea bargaining and non-prosecution; relative non-prosecution and plea bargaining do not fit well together;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can expand the ‘leniency’ of the plea bargaining system.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practice of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relative non-prosecution,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fulfil its punitive and preventive functions, some procuratorial organs have optimised the structure of relative non-prosecution within the discretionary framework of the non-prosecution system, arranging for the suspect to be assigned to tasks such as voluntary social service before the decision on non-prosecution is made and deciding on whether to prosecute or not on the basis of an assessment, thus making the application of non-prosecution go from being unconditional to being conditional. In this process, the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of minor criminal cases for adults was created, becoming a systemic innovation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to overcome the ineffectiveness of leniency governance.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in minor criminal cases for adults took drink driving cas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practice, and after achieving good results in the management of drunk driving, many minor criminal cases suspected of other offences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exploration.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of unclear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doubtful legality of application in the relevant practice exploration, which urgently need to be institutionalised and standardised by legislation.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legislative path of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To reset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subject of application, applicable offences, applicable penalties, repentance and degree of danger. In terms of the applicable subject, the applicable subject is expanded from minors to adults.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ble offences, reverse restrictions were imposed, excluding three categories of offences, namely, offences against national security, terrorist activities and triad organisations, while no restrictions were imposed on the remaining offences.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ble penalties, they are maintained in cases where a sentence of less than one year's imprisonment may be imposed. In terms of remorse, the existing requirement of ‘showing remorse’ is replaced by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In terms of degree of danger, criminal suspects with deeper subjective malice, repeated offending and greater difficulty in social correction, such as recidivists, drug recidivists, and those with multiple previous convictions, are excluded. In addition, the boundaries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and relative non-prosecution are clarified, and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clarified to ensure that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and relative non-prosecution can perform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The fourth part discusses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the expanded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These measures include improving the conditions attached,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ith regard to the conditions attached, the first is to clarify the nature of the conditions attached, and to establish its nature as a special preventive-oriented special treatment measure; the second is to adjust the categories of the conditions attached, and to classify the conditions attached as repairing damage, corrective and preventive, and procedural safeguards, and to continue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 corrective and preventive conditions; the third is to promote the concretis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conditions attached,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are more specific, an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judicial practice is more pertinent; the fourth is to strengthen the binding nature of the conditions attached, and to set up different disciplinary measures for behaviour that violates the conditions attached to varying degrees. With regard to correctional inspections, the first is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ain body of correctional inspections, and to adopt a model of correctional inspections in which the procuratorial authorities take the lead and are responsible, community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are the mainstay, and social support forces are supplementary; the second is to deepen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correctional inspections by expanding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participation by public welfare organisation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with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organisations,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bases for correctional inspections; the third is to set a flexible time limit for visits to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adopting a model whereby visits are completed once the conditions attached to them have been fulfilled.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procedures, the first is to improve the appraisal and evaluation system, so as to loosen the constraints and relieve the pressure on the scientific exercise of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the second is to simplify the internal approval mechanism, delegating to prosecutors the power to decide on some cases with clear and not very controversial facts; and the third is to improve the exter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adjusting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n the right of victims to appeal.
  • dc.date.issued
  • 2025-05-25
  • dc.date.oralDefense
  • 2025-05-17
  • dc.relation.citedreferences
  • 一、著作类1.陈光中、[德]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主编:《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2.樊崇义、冯中华、刘建国主编:《刑事起诉与不起诉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李昌林主编:《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4.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5.苗生明、叶文胜主编:《附条件不起诉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6.孙力、王振峰主编:《不起诉实务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7.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8.宗玉琨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9.张智辉主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二、论文类10.阿不都米吉提·吾买尔:“附条件不起诉中的‘附加条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1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附条件不起诉实证研究报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12.卞建林、李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公诉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人民检察》,2019年第11期。13.蔡巍:“‘醉驾’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及完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14.陈光中、张建伟:“附条件不起诉: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人民检察》,2006年第7期。15.陈瑞华:“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现代法学》,2023年第1期。16.陈伟、郑自飞:“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问题检视与完善——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统计数据为分析样本”,《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17.陈文聪:“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6期。18.陈晓宇:“冲突与平衡: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2期。19.程晓璐:“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20.董林涛:“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的反思与完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1期。21.杜文俊、时明清:“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适用”,《东方法学》,2012年第3期。22.葛琳:“附条件不起诉之三种立法路径评析——兼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附条件不起诉之立法模式”,《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23.桂万先、李艳:“实然与应然:新刑事诉讼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检讨与展望”,《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7期。24.郭斐飞:“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2期。25.郭建龙、刘奎芬:“试论附条件不起诉之适用问题”,《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1期。26.何挺:“附条件不起诉扩大适用于成年人案件的新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4期。27.何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施状况研究”,《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28.贺江华:“检察裁量权的再配置——在‘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展开”,《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20年第6期。29.柯葛壮:“附条件不起诉中‘异议’权之保障”,《法学》,2013年第1期。30.兰跃军:“附条件不起诉再议”,《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31.李辞:“论附条件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的关系”,《法学论坛》,2014年第4期。32.李昌林、陈川陵:“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沙区模式”,《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春季卷。33.李昌林:“刑事程序法治的发展路径”,《理论探索》,2016年第1期。34.李昌林:“践行少捕慎诉慎押保障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中国实践”,《人权法学》,2022年第5期。35.梁芙蓉:“附条件不起诉听取被害人意见的功能、嬗变与体系化”,《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36.梁云宝:“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展开”,《政法论坛》,2023年第5期。37.刘浪、景孝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构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38.刘甜甜:“解构与重建:论酌定不起诉从宽的困境消解”,《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5期。39.刘学敏:“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裁量权运用之探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40.刘亚昌、王超:“论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以未成年人福利和正当程序为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41.任国强:“附条件不起诉的程序前置性”,《人民检察》,2013年第11期。42.施忠华:“认罪认罚案件中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与思考”,《中国检察官》,2021年第5期。43.宋英辉:“酌定不起诉适用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基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实证研究”,《现代法学》,2007年第1期。44.宋志军:“附条件不起诉社会支持的深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45.孙道萃:“微罪体系的构建:从依附向独立”,《政法论坛》,2023年第6期。46.万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中国式犯罪治理现代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47.王东海:“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难题与破解之道”,《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3期。48.王满生:“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实施与完善”,《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49.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50.肖萍:“暂缓起诉制度研究”,《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51.肖中华、李耀杰:“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相关制度比较”,《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52.谢登科:“集权与制衡:论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权力配置”,《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53.杨帆:“不起诉种类的边界厘定及体系重塑研究”,《东方法学》,2022年第6期。54.杨先德:“积极刑法立法下的扩大追诉现象及其司法规制”,《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6期。55.叶成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证研究——温州市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试点工作调查报告”,《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56.余沁:“论刑事诉讼的轻罪预防性治理模式——以附条件不起诉为中心”,《江淮论坛》,2024年第1期。57.张寒玉、吕卫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13年第9期。58.张继平:“论附条件不起诉的法理基础”,《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6期。59.张绍谦:“完善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思考”,《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5期。60.张友好:“功能·主体·程序: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省察”,《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61.张中剑:“检视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探讨”,《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7期。62.赵凡:“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63.郑丽萍:“附条件不起诉之进一步构建——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之思考”,《法学杂志》,2012年第9期。64.周光权:“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控制与轻罪治理策略”,《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65.自正法:“附条件不起诉运作的实证考察与优化路径”,《理论探索》,2020年第6期。66.左卫民:“通过试点与实践推进制度创新——以L县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的试点为样本”,《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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